有民主，沒尊重

民 主 的 一 課 新鮮熱辣的《鏗鏘集》，討論台灣八年民主路及來月選舉。其中到訪一所「另類學校」(令我想起香港的自然學校)，主辦者曰︰台灣是有了民主，卻還未學會尊重……

無怪乎，沒有民主的地方，就更枉論尊重。

接二總有連三。



大家都公審得很暢快。人家的私事。
鄧光榮尚屬其次，那些沒有臉的眾掌聲，才最令人聳動。

最尖端的浸豬籠

說到底，人類社會在容許的情況下，都是一個很mean的社會。這應該不限於香港。

果然，聲討之聲叫得更響了。

別誤會，當然你也應該不會誤會，聲討指向的可不是發布相片源頭的「奇拿」，而是涉事的，準確來說，受害者。也當然，聲討「奇拿」，面目模糊的群眾還哪來的大看特看，大吐唾沫。

聲討什麼？因為受害者沒有正式認錯和道歉。

到底受害者犯了什麼錯呢？

A. 一個廿七八歲的未婚女性，竟然有性生活
B. 竟然把性生活留影
C. 既然有性生活，竟然還扮玉女欺騙全港市民的感情，那就當然罪大惡極
D. All of the above

這就是廿一世紀國際大都會大香港小市民的邏輯理據。

因為受害人沒有正式道歉，所以不乏有網民認為應該迫死佢。

把耳朵伸到網路世界去聽聽，那是一片吆喝著「浸豬籠浸死佢」的眾聲喧譁。

這就是廿一世紀國際大都會大香港小市民的道德價值觀。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之外你死你事

網路討論區像亢奮的秋季大閘蟹上市，一人一口唾沫，都足以把人淹死；繼而再把相片、當事人惡搞一番相互傳誦，以搏大笑---正所謂三點不露，你吹咩﹗吐口水無罪，淹死活該。

只ahchoii的言論，我最認同，亦認為是在抗警濫權、執法不公的同時，不應被埋沒的聲音。但這種一方面要求警方公平執法，一方面籲眾不要對性事嘩眾稱賤，又再一方面要求網民律己顧人的思維，對現下的境況而言，要求實在過高；太理性太缺乏戲劇效果太要求有同理心也就實在難以起鬨難以有市場，自是備受冷落的。因而轉貼在此，算是也借網路進行一種超微型複製。

留言出處︰不必通過犠牲他人來批判淫審條例／制度

(按︰留言針對的是有網友在罔顧甚或明知將對當事人造成進一步傷害之下，play safe地張貼並沒三點不露的涉事性愛照片，理據是認為應把當事人的真面目公諸人前，貼相不過是追尋真相之舉。)

阿靄:「道德是每一個人的決擇．．．｣　

這樣說是否應有一個前題？就是在不傷害他人的前題下。H君完全無需使用這幅相，也可以進行這討論，那為甚麼要刊登這相呢?不害怕傷害他人，卻接受淫審條例 的監管，講明「這張照片三點不露﹐應該沒有屬犯色情物品條例吧。如果編輯認為不妥﹐可以刪掉。｣　道德情操不見得高到那裡去。

我同意警察做得很錯，淫審條例／制度有問題，但不代表我們應通過犠牲他人來提出這批判。阿靄說：「事情發展到現在，公與私的界線變得很模糊．．．因 為涉及公眾道德標準和共空間的審查，要評價審查是否合理，就要取得照片，要公眾討論。｣你的意思，是否「警察既已將這次事件看成為淫褻物品的發布問題，就 應讓市民一起來看看照片，一起來討論照片是否淫褻｣？而因為這樣的發展，當事人就應拋個身出來，給大眾當示範？如果這是你的意思，我不能接受，因為這不是 他們的選擇，我們也無權給他們做這樣的選擇。

阿靄:「這次的受害者不單是相中人， 也有網民因此而監禁，若因為這些事件而加強審查或合理化警察亂用淫審的手法，你和我都會變成受害者。｣

事情不是非此即彼。我不贊成引用淫審條例來拘控任何人，我同意警察應即時放人，但不等如將相片上載到互聯網的人對，也不等如這批照片從此成為公眾財產，大家應該繼續傳閱。反對警察加強審查，不等如要同意或合理化上載照片的網民的做法。

阿靄:「事件在報章頭版十多天, 相中人是誰, 全港人都知道了, 現在禁止流通, 我不覺得能有什麼效果。｣

正是全港人都知道是誰了，還有必要刊登相片麼？Ｈ君還有必要用相片證明阿嬌的確做了那些事，不能抵賴麼？
H君以前認為要鄙同滅同，今日忽然一百八十度轉變，當了道德上的自由主義者，說「兩個人在關上房門幹什麼，是那兩個人的私事．．．不論在法律還是道德上， 也不能說有什麼做錯的地方。｣唯獨他不能寛恕阿嬌說謊（其實說謊的是英皇，不是阿嬌），硬要她繼續承擔說謊的後果，所以批評她之餘，還要在這裡刊登照片。 這個世界，誰沒有說過謊？正如耶穌所講，「你們中誰沒有犯過罪的，就向她投第一塊石吧！｣

阿靄:「現在最佳的方法， 是把相中的行為淡化和去污名化，這都是大家會做的事, no big deal,，下次處理相片小心點就是了， 欲蓋彌彰，不如放開胸懷。｣

我明白網民對警察的所謂「選擇性執法｣憤怒，也覺得警察有偏幫權貴之嫌，但部份網民將怒火發在當事人身上，對當事人的道德批判，不見得有利於促進資 訊／言論自由。不要忘記他們只是反對警察「選擇性執法｣，而不是反對政府管制互聯網上的言論／表達。今次網民將他人的私人照片上載，再在網上猛批當事人， 給香港人帶來的最大「教訓｣是甚麼？就是「行為不檢點，就可能面對一場個人災難｣。這樣的教訓，究竟是否有利於言論／表達自由呢？

我同意可以給各類性行為去污名化，但人類社會在相當長的時間，仍會存在各式各樣的道德框框；正因為這樣，我們需要確保個人擁有足夠的空間，進行或實驗這樣那樣的生活方式，而不是為了挑戰既有法律，強迫跟社會主流不同的人，像今次的當事人那樣自我犠牲。

-- ahchoii

有時說到底，什麼理論都假，只簡單有否感知別人苦痛的心罷了。但僅這一點，不要說香港，放諸人類世界，都尚屬太高的門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當然是一個現代社會的基本。但如果在人人平等的法律之外，卻是風涼水冷的你死你事，或一派理直氣壯攻訐下的抵你死，那人類社會又有多進步呢？

明天集團就要迫當事人面對記者、公眾，可預期接下來就是一連串的形象工程和策略了(或因而令虛情假意之攻訐更具說服力，也就更能理直氣壯對當事人進行惡搞、攻擊)。

在搖錢樹的基礎上得免於自殘自絕的結局，進而衝破封鎖線而見於自強，又是否一種負負得正的曲線進步？

全城禁慾，點生三個？

我城最高指令之拼貼與割裂。

1. 一張都不能淫

鄧竟成說︰即使是藏有一張不雅照，亦可能犯法，呼籲市民，不要接觸這些照片，以免觸犯法例。(明報) 02月 02日 星期六 01:45PM

按︰咁香港係咪即係要全面禁黃？報紙檔絕對唔可以再賣咸書？任何人買一本咸書返屋企，即刻就藏有閒閒地幾十張淫相，咁咪犯晒法？但根據報紙檔仍然合法可以賣咸書的證據顯示，係咪係屋企蔵有先至出事？咁係咪所有人應該係條街度睇？企係報紙檔度睇---好似禁煙咁焗晒啲人出街？咁三級片三級碟又如何？無理由睇相唔得，睇影畫又得？﹗真係唔該鄧蛇講清楚佢心目中條線點劃。

2. 熊貓奉旨淫性

熊貓需要近親繁殖？(節錄自《香港文匯報》---「熊貓三問」2007.11.08)

她指出熊貓難以存活的論調，主要來自對動物園中熊貓的觀察。在人工繁殖環境下，熊貓大多不會性交，產下的孩子多不能存活，且多為雄性。更有甚者，有泰國的動物園要給熊貓看專屬的「色情電影」鼓吹熊貓生育。

　「在動物園，護理人員會把半歲左右的小熊貓，從媽媽身邊帶走，想媽媽快點再生孩子，令小熊貓失去很 多學習的機會。熊貓有一種社會標記，在肛門兩邊分泌。牠們把液體塗在樹上，其他熊貓會知道對方的存在，所以雖然熊貓獨立生活，但也有互動性。動物園令小熊 貓失去能力學習，長大後自然不會生存和交配。」

按︰係香港，幾時都係做熊貓最矜貴，攞正牌看色情電影---不過前提係佢地一早無自由失自由。但從現代生態生物學的角度而觀之，證明了色情物品與性交慾念，繼而生育，有高度關係。熊貓且講性趣，況乎人？

3. 生三個

(星島日報報道) 特首曾蔭權鼓勵每個家庭「生三個」，年前本港生育率卻跌至零點九六六，屬全球最低。(2007.02.22)

按︰一提性就「淫」，淫又即等同賤，又淫又賤，咁香港人點生三個呢？唔通要瞌咪雙眼，一邊讖悔一邊性交？呢種情況，係歷史上的確出現過，在西方宗教禁慾主義盛行時。警惕啊﹗

4. 北京竟然有裸照

遊「798藝術區」有感 (節錄自特首網誌---2007.11.28)

世界上最難捉摸的東西，除了女人心，藝術恐怕必然是其一。

……

同樣教我意外的，就是北京的藝術發展步伐。在「798藝術區」，有一個名叫俞娜的藝術家的展覽；展出的盡是她的自拍巨型裸照。坦白說，當時不是沒有半點驚訝的，原來現在北京的藝術尺度已走前了很多步。

按︰……。

(轉載)︰抗議選擇性執法 讓網友回家過新年！(年廿九行動呼籲)

抗議選擇性執法 讓網友回家過新年！(年廿九行動呼籲)
阿藹

昨晚連夜拜託太平紳士勞永樂今早探望網友鍾亦天，以轉達大家對他的支持，希望他不用害怕徬徨．

據勞永樂說，目前鍾亦天沒有律師幫忙，在監房裡也不知道如何才能上訴保釋，但他非常感謝網友的支持．我們明天會盡量安排律師，幫助網民保釋，讓他能回家過新年．希望各朋友能到場支持．

行動時間：二月五日（年廿九）早上十時正（勿遲到）
集合地點：荔枝角地鐵站恒生銀行

聯署及行動聯絡人：林藹雲 (97424440)
聯署請 email至：inmediahk@gmail.com

行動聲明：

抗議選擇性執法 讓網友回家過新年！

為 了阻止藝人私房照於網上流傳，警方採取「殺一儆百」，以非正常的程序，引用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於１月３１日逮捕其中一位網民鍾亦天，指其擁有十二張 相關照片，並於上星期日上載其中一張至本地論壇。２月１日，屯門法院裁判官，指事件「嚴重」，否決保釋要求，被告即時還押拘留八個星期至３月２８日。２月 ２日，再有四名網民因擁有相關照片被捕，警方指他們相信四名網民會發放相關照片。

雖然現行的法例賦予警方執法的權力，可是整個事件的性質 尚未清楚：究竟相片是真是假？事情是誹謗？是盜竊？還是侵犯私隱？警方並沒有搞清楚情況，而選擇以淫審管制條例去執法。可是，管制條例的立法精神，並不是 去壓制言論，而是控制不同資訊的流通方式，所以第一步是要由淫褻物品審裁處為相關的物件分類。

可是，警方並沒有這樣做。到目前為止，那些照片是二類不雅還是三類淫褻還不清楚，但網民已身在牢房！

若照片是不雅，則只要貼上警告字眼就可以合法流通；若照片是淫褻，則要證明擁有者有企圖發佈該物品。可是，警方只以網民「欠債纍纍」、「身無分文」為理由來推斷鍾亦天有企圖發佈那些照片。

一 直以來，網上都有「可能」不雅或「可能」淫褻的物件，一般的處理方法是通知互聯網供應商移除訊息，若決定要追究，則要先送審，香港獨立媒體網「齊貼 hyperlink」一案的處理手法也是先送審，再決定是否起訴。這次由警方主動策劃的「非常」處理方法，明顯是選擇性地不按程序執法。

領導是次行動的警務處長鄧竟成，高調及不按程序地利用「淫褻及不雅品物管制條例」來打壓網民，讓市民清楚看到，本來已千瘡百孔的淫審制度，極容易淪為行政與執法機構選擇性地主導一切，嚴打網絡與言論自由的私器。

警方是次行動更是嚴重挑戰法治之舉，此例一開，無疑使香港墮落為無法無天的極權警察城市，動搖香港作為法治城市、國際自由大都會的核心價值。

我們要求

１．立即讓鍾亦天保釋，讓他回家過新年！
２．警方應該先調查清楚事件，若涉及誹謗或嚴重侵犯私隱，應以正常途徑向法庭取得禁制令，並呼籲所有市民銷毀手上的複製品。
３．全面改革淫審制度與法例，以免警方和行政部門濫用去打壓互聯網及個人！
４．警務處長鄧竟成要為多次違反人權與這次擾民的警察行動負上所有責任，立即下台！

行動呼籲：

我們將於二月五日（年廿九）發動集體探監行動，抗議警方選擇性執法，爭取讓網友回家過新年！

發動聯署團體：

香港獨立媒體網

聯署請到此︰香港獨立媒體網

拉拉拉拉拉拉---亞洲國際警監都會

(相片來源︰only alice)

(網上聯署︰抗議選擇性執法 讓網友回家過新年！(年廿九行動呼籲))

天橋有時候滿好，提供一種幻覺；站得高了，看下去人群都一堆堆，彷彿容易使人生出自信─政治的科學的，仍是政治的。

天橋的角度又同時令我張皇。那麼多的人，數不盡的人比如說站在旺角銅鑼灣的天橋看下去。一顆顆黑壓壓的頭，裏面都閃動著、閃動過怎樣的念頭？這麼多互不相識但擠擁著的人，其閃動著的思想念頭，無論是趨同還是向異，都令人吃驚。

商業帶頭人看下去，那是一個個可供支取的戶口；權力欲的看下去，那是自我意志可以馳騁擴張的疆域；研究者看下去，裏頭應該有patterned behavior。天橋視點彷彿提供了一個能讓人抽移浮離的位置，去審視甚至manipulate底下那一堆。好些時候，城市生活一種包圍而來的LCM的感覺─在地鐵裏大家看一式一樣的蘋果後來更多是都市日報、站立旺角街頭我們一起讓耳朵重複接收中年男教師帶13歲女學生往開房、在網上一起為明星淫照要麼幸災樂禍要麼邊罵淫殘邊四出索相─的確使人要如此相信。

(所以「天橋不見了」的悵惘又多出一種解讀，那是必須直面幻覺消失、自己也明明遞屬人間這個現實的情緒回應。)

但那一群，真是如此被動、如此無力嗎？

在前面《投名狀》一文，我試著捕捉一堆群眾與露臉的個體之間的吊詭張力，但顯然不太成功，還是不能衝出既有的單向框架。

或能試著從「水能載舟覆舟」來理解。

很奇怪，自人類有歷史記載以來，跨文化跨地域地，在那一部以戰爭縫合起來的大歷史旁，總伴有「公義」為其註腳。這裏引伸出一個問題 ─ 特別是對於堅持人類一切行為皆可以理性地計算自身利益來解釋的思想而言 ─ 為什麼明擺著的利益爭奪，無論在封建社會，還是現代社會，都需要justify？

既然人人皆是為了自身利益出發，並且以為這是理性的、合理的，那麼為什麼以書寫紀錄的戰爭，鮮有明刀明槍以奪權奪國為名的，而都要冠以某種「正義」、「公義」的出師之名︰替天行道，剷除暴君，拯救黎民於水火。

當然，也並非全然不能以利益解釋之︰帶頭大哥若像個技安，人前人後皆是個大蝦霸，那誰還來支持他，如何能使民心所向？因此必須以為民、利他之名行之。而「民心所向」，也可以說成是那一堆群眾在帶頭大哥的利益裏，看到了自身的利益(比方國泰民安或繁榮安定經濟發展)。但有趣的是，若有哪個來自群眾的個體，被收編到帶頭大哥的隊伍裏，他就彷彿從百姓堆裏給抽掉出來；他之後的征戰耗力，都不再(在話語上)是為己，而是在為他不再相屬的「百姓」謀福利了。明言私利，始終是一種政治禁忌。

所以，即使從「利益」出發，然而在號召的過程中，其已明顯過度到包含公益、利他的意思，在意義的層面上從純粹的一己私利中「昇華」了。

這裏又帶出另兩個問題。一，當利益涉及那面目模糊的一大群(必須同時為一大群)時，就產生出對「崇高」的需要，那麼人就不單純是追求物質利益的動物，而是從物質追求中產生意義的需求，使涉及公眾的行為，不能單單以利益來justify；二，如果大眾是無權無力的，那麼為何任時代的帶頭人(或任有頭有臉之人)都那般在意自己的「公眾形象」？歷史上那麼多的隱瞞甚或滅口事件，都源於不能讓「真面目」見諸公眾。這兩方面，都同時指向了一種人類世界中超越物質的symbolic需要，使我們不能輕易把人事還原到誰的掌頭夠大就無所顧忌的論斷。也因此，回到我原先提出關於公眾無力的問題，我們能說公眾對掌權者完全不構成牽制嗎？

但這裏又見到公眾與個體的吊詭。「公眾形象」實在顧名思義，只受制於同時存在的一大堆面目模糊的公眾，而對從群眾裏脫落的個體，則失效。從美國總統布殊數年前一段以粗口辱罵接線生的聲帶即可見，在面對個體時，他毫不介意暴露自己的「真面目」。為什麼面對鏡對時，他不可能做回自己，連連問候電視機前的全球觀眾？這像是明顯得等同幼稚的提問，卻也同時指向了群眾力量的吊詭。

而換一個角度，即便(明知)不可信，但在意義的世界裏，公眾還是期待(或習慣期待)在發生什麼醜聞、爭端之後，那一份充滿潔淨解釋的官方聲明。在群眾這邊，恆常地體驗著一種認知與期望的割裂︰比方把領袖、明星從日常經驗割裂出來，模塑成沒有性愛、不講粗口、無慾無求的聖人。

但科技的發展，似乎有可能把上面提及的吊詭與割裂削薄。比如布殊的粗口聲帶曝光，就是基於技術(出錯)；當下投向香港娛圈的淫照大炸彈，就更無前先例地展示了網路威力。

在此岔開一筆。年幼時，愛讀科幻小說，就想，人類世界出現那麼多的爭端苦難，可歸結為人心不可測所致。如果能有一種發明，使人類能讀到彼此心思，那麼謊言、欺騙、計算，就不能得逞。在必須實話實說的情況下，漸次人心就真能向那「昇華」的公義世界邁進。

而網絡的發展，當然不能等同這種烏托邦，且也不敢說百利而無一害，但還是指向了這種可能性。換句話說，網絡鞭長雖不及人心，但至少某程度提供了結構上的透明度︰把當權者意圖隱瞞之事，揭見於公眾，另一方面，也漸次削薄公眾的聖潔幻想。這，當然也適用於其他領域的帶頭人，比如明星。

為什麼藝人明星，必須得符合一種無性的潔淨想像？說到底，還是「性是齷齪」的宗教權力話語在作祟變奏。而這種權力話語漫延開去，形成公眾道德，既約束了當權者，也同時成為當權者反向操控公眾的工具，使那個容許吊詭與割裂被削薄的空間，再度空前收緊。白色恐怖，假道德之名，在行進中。

1. 藝人淫照4人仍被拘 (明報) 02月 02日 星期六 01:45PM

涉嫌與藝人網上淫穢照流傳的案件有關的3男1女，凌晨被捕後，目前仍被警方扣查。

警務處 長鄧竟成 今早出席一個電台節目時說，警方凌晨再拘捕多3男1女，他們涉嫌藏有藝人不雅及淫穢照，可供作發布用途。被捕人士年齡29至31歲，全部是朋友關係，但相信他們和較早時同案中被捕的一名29歲男子不相識。

警方是透過市民舉報拘捕該3男1女，警方目前正積極進行調查，檢視資料，但暫時未落案起訴他們。警方稱，被捕4人未必就是淫穢照的源頭。

鄧竟成說，即使是藏有一張不雅照，亦可能犯法，呼籲市民，不要接觸這些照片，以免觸犯法例。

而警方亦正同境外的機關合作，剷除這些不雅及淫穢照。

2. 再 有 4 人 涉 嫌 藏 有 疑 似 藝 人 不 雅 照 片 作 發 布 用 途 被 捕
2008-02-02 HKT 09:27

鄧 竟 成 接 受 電 台 節 目 訪 問 時 說 ， 警 方 接 獲 舉 報 ， 今 日凌 晨 拘 捕 3 男 1 女 ， 他 們 涉 嫌 藏 有 這 些 照 片 作 發 布 用 途 。 4 人 互 相 認 識 ， 但 相 信 與昨 日 提 堂 的 一 名 男 子 並 不 相 識 。

鄧 竟 成 說 ， 警 方 針 對 的 ， 是 照 片 的 淫 褻 成 份 ， 與 照 片 是 否 合 成 無 關 ， 暫 時 接 獲 兩 名 市 民 報 案 。

(按︰香港已不存在法治了，這是當下鐵一般的事實。當藏有淫照都會被舉報並遭警方拘捕，這已絕不是我們認知的香港了。那張刀已不是置於頸上，而是著著實實砍下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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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從《莊子》到今，還必須要看，誰意圖在呼風喚雨，興風作浪，圖謀覆哪一隻舟。公眾能否形成有效牽制當權者的力量，還是淪為當權者的警棍，實繫於一念之間。

要拯救明星偶像，網上截相未免徒勞，倒不如替性與身體自公眾道德中去污解秘。人人有性器，每個生命均為性愛之結果，每每目瞪口歪、拍案稱賤，是在為自己的生命詫異乎、羞恥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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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這種自我重複，都顯得落後於形勢︰重典造亂世︰警惕無處不在的隱形2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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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這幾年八八卦卦，早前道聽途說床頭向東多病痛，就一直對號入座、杯弓蛇影。新一年來到，果真如八卦預測所云，有新思維新生活，忽而對先前認為無可移動的房間生出新布局，並且坐言起行。卻是床頭一拉開來，發現堆積著的幾張年少時作畫與畫本，竟貼著牆壁霉作一團。也怪，牆身並無滲水漬印，哪來的潮與霉？也就怪不得，床頭頂著一大團霉菌，每睡下去怎不心裏覺著不安生。

畫冊畫稿，無可拯救，只好求於數碼相機，算是對久遠自己的某個片刻，立一存照。

又想，古埃及神話裏國王對發明文字的Thoth不以為然，認為書寫是把記憶外在化、客體化，是文明墮落、智慧衰退的起始。那我們如今的外在與客體化，又「演進」到了什麼程度？

記憶和用心專注兩種能力，除了依賴文字，更多是交予(數碼)影像(雖然攝影並不必然排拒用心專注，但如此力行者，相信屬少數)；對天地變幻的感知，交予天文台數據、路邊監察站；肢體機能的運動，交由燃燒煤和油生出的動能代勞；情感情緒(若有的話)，由電視、電影、歌曲的方程式代理。

我並不至於傻到要提出反對以上各項取替，並倡議返回原始社會。但我們不能迴避而至今還是要問的是，當這一切都外在化、並備受管理時，我們的身心還剩下什麼？當我們閉上眼睛，能招喚出何種鮮明印記？當我們置身於天地間人堆中，還能感受到什麼？

我又怎會無知於那個頑強的關於經濟效益的解釋。但我們同樣至今未能得到圓滿答案的是，為什麼在那麼多以「節省」時間為本的物質進步之後，我們並不見得多出了時間而甚至剛好相反；而更根本的問題是，節省時間，為的是什麼目的？

網上一再流傳的那個關於勞碌富翁和閒蕩窮小子到頭來都不過是為了躺在沙灘上曬太陽的故事，其實存在著更寫實的對照。非洲某原始部族，仍以採集野果的方式生存，於是有人類學者往問之，何不改進以農耕維生？族人驚訝反問︰大自然已為我們提供了那麼多果實，為什麼還要辛苦去耕種？此部族族人每周大約只需花數天時間採集食物，剩下的時間，就用在族人間的溝通和宗教儀式上。(應出於A Green History of the World一書)

當然，我舉這個例子並不是想把原始部族浪漫化，採集維生的可行性明顯受地理環境、天然資源、人口數量等因素約制，而事實上人類學家Levi Strauss於19世紀，就對採集式生存模式，作過極為艱辛、窘迫的體驗紀錄(當然無可避免是出於現代人的視點)。

但重點是，把經濟效益視為人類本質追求的諸君，必須明白這種論斷，本身就是一種歷史過程的產物，而非人類自來如此。在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一書中，Weber提及資本主義發展初期遭遇的阻力，其一就是當時的人並非以尋求最大經濟效益為生存目標。當時資本家為提高產量，就提高每件手工制品的收購價，以利誘農村裏的生產者(當時尚未形成大規模的工廠)多勞多得；結果卻是，生產量不增反減，因為生產者只求能夠賺取足以應付日常開支的薪酬，所以加價後，他生產較少數量的製品就已能達標，於是就放下工作，把多出來的時間花去社交、泡酒吧了。

而後是在一連串行政手段---例如圈地行動、貧窮法--的推波助瀾下，使農村生產者根本沒有了可以選擇如何生活的餘裕，才漸漸演變出價值上的質量轉變。

也因此，無論是沙灘上的富人窮人，還是非洲的採集者，都無法成為恆常的警世故事。因為沙灘和大自然提供的果實(可能是勞碌的富翁太酸了︰媽的，你小子什麼都不做也一樣能在曬太陽，那我的辛勞不白費了﹗)，分分鐘在權力的運作下，不再是common goods，而成為某人某集團的跨國專利特權。

你沒有選擇做「懶人」的權利，挺起腰背工作去，做人窮也要窮得有骨氣﹗

對，必須加一個註腳，要有骨氣，因為你壓根底兒就失掉了那塊可以讓你放軟腰身做個白日夢的一席之地。去，去工作去流汗去賣命，然後買得一小塊瑜伽蓆子躺上去拉開那一身崩緊的筋骨，那才光榮﹗

這就是我們時代的ethic。

(2)
自從察覺街道在迅速消失，一些人高喊冷氣商場萬歲的時候，我就覺得《大都會》(手塚原稿，大友克洋督導版本)值得關心這個題目的人拿來一看。

影片裏的世界，已發展至一個大玻璃罩下的城市生態，沒有小街甚至沒有道路，就是一大座層層相連的東東---這並不難想像，只要設想比如現在的商場繼續擴展吞併，繼而整個香港連結成為一座大商場。這座商城裏，一切厭惡性、服務性工作，皆由機械人代勞，基層窮人喪失了最後的「用處」，於是都被驅趕到地下城去，自生自滅(這跟發配到配套不足、只有蜂巢的邊界地，相去有多遠？要感謝仍然見到陽光嗎？)。基於壓力與反彈的必然共生，被驅往地底的民眾，自然就組織起來革命。不過，我略嫌手塚的人文精神過重，把對問題的解讀與救贖最終歸結到善/惡與愛之上---無論對於當權者的壓迫還是革命者的暴力，限制了對當下的理解。

我當然不是要對善良與愛提出非議，可我的疑問是，佛陀的智慧，能超越現代(甚或後現代)社會對人心的改造嗎？愛，要能成為救贖，前提是仍存在著一顆能以人文角度理解的心，而所謂惡，也就是那顆心基於種種因緣，生了繭、封了冰，但只要愛的能量足夠，還是能把冰霜逐層融化，復見「真我」之善。可是，可不可能呢，現在活在「我們」(必須要括起來)周圍的，有一些人，根本就不存在這個前提？沒有什麼過程，也沒有什麼結冰，打從一開始就是石頭的結構，也就不存在融化不融化。會不會呢？社會結構的改變、價值觀的翻天覆地，生產出一種與前現代社會質量完全不同的「人」？

當一個社會進入現代化過程，我們可以(跨文化地)發現大批量的、無數的，以個體的疏離、心靈的孤寂、繼而的瘋狂變態為主題的文化產物。可是，這些心靈掙扎(從而折射出某些非經濟價值的需要，如感情、與社區扣連的人際網絡、愛等等)是否過度期才特有的產物呢？會否，一些在這種既有狀況中始來到這個世界的人類，將漸漸(或已經)產生出另一種我們的認知尚未來得及捕獲的存在體？他們對前現代絕沒有鄉愁，對所謂現代化帶來的「惡果」，視為理所當然，甚至生活的基本？

我的意思是，當有人，不只一個人，而是一群人，且一而再地，對他生命的苦難無動於衷、把人與人與天地視作全然的隔絕、高舉(某種)理性而貶抑感情、無所敬畏只督信科學萬能市場萬歲、全面地否定各種面向的他者的存在，那麼，用「涼薄」來描繪他就根本失準。那是超出人文時代「善惡」的框架所能理解、超越單純「自私自利」的概念所能涵蓋的。那是把世上萬千現象皆還原為經濟效益的ethic，套不進去的，就斥之為低等、原始、不科學，然後就可以輕鬆地扔進垃圾桶。面對這一套結構，可謂不存在越辯越明的共同語言平台，也不存在能動之以情的情感構成---從站在其對立面而言。那裏頭，我就是在懷疑，根本不存在一顆能感受比如「愛」這種能量的心靈。什麼《悲慘世界》、《卡拉瑪佐夫兄弟》、什麼《安徒生童話》、《戰爭與和平》，在這種結構面前，都要通通失效，甚至，面對「理性」的嘲諷。

但別誤會，我這麼說，並不是在進行道德批判---我只是在努力捕捉與描繪而已。

不過，我又並不悲觀。歷史的過程同時告訴我們，不存在一面倒的推動力量，一如《大都會》裏出現反抗者，經濟效益的絕對追捧者，也必然在現實世界中刺激出其抗衡力量(現在亦已存在，只是力量薄弱)。佛陀的故事，若還能產生效力，就應該是面向這股力量，使其有幸從量變到質變，而非求諸暴力。

我唯一的擔心，是地球被消耗的速度，不足以支撐這場道漫漫的溫柔革命。

畫下一道心裏明白的線

缺乏時間技術金錢，暫沒有能力在網路打造一個真正自己的「家」，就以純粹的姿態，表示一種階段的需要。

承舊迎新二三事

(1)
家裏的洗衣機和影印機同在新一年來臨之際罷工，以至我幾要相信物之有靈。物且有養息以待歲月之知，況乎人？唯祝願一眾非銅皮鐵骨之打工仔，紮鐵的也好、坐辦公室也好，有工開之餘，也有不容筋骨過勞的餘裕。

(2)
本來一早打好如意算盤，準備這一整個月的假期─這是作為科大學生最高興的事─用來完全自我封閉︰不上網，甚至不用電腦，埋頭啃書，還有做fasting，來個徹底的身心更新。可是選課時間表一出來，馬上傻了眼，連連對自己說了幾十遍︰不要不要不要﹗忘了自己有一門課要到假期最短的中大上，下星期就開課，滿心期待的假期，又泡湯。這個學期修兩門課旁聽一門，要跑遍科、中、嶺各大，可謂驛貓星動。最大挑戰是高級統計，呵呵，希望與數學來一場高級搏鬥之後，仍有精力準備資格試。一定要體格強健，思想集中，唔好四圍碰。

(3)

看著尋常人家安於閒逛商場，就越來越不知言語。這已是當代生活常態，茫茫然不知小街有好。卻偏有那生命力強的利東街，即便被鐵板圍封，仍是一條能量街道，那深埋卻仍在膊動的力量，大概只有手塚動漫能貼切地形象表現。我們在前面一起畫出彩虹，警察在後面么喝；一鬆一緊，不卑不亢；那般弱不襟風，卻溫柔而堅定，怎麼可以？拆禮物日最大的禮物︰討厭悲情。







(4)
2007年學到的其一新事物，是民間Rainwater Harvesting。課程其中一個議題是討論地球的水資源。導師指出，香港以地理位置而言，並非處於雨量稀少的經緯度，卻何以我們這些學生總頑固地自認位處旱地，缺乏天然水源。想來，大概是不斷被重複的香港苦難歲月─制水篇的深深烙印吧。然後就帶出rainwater harvesting的概念。最廣為人知的，當然就是建水庫諸水的方法吧。既然香港春夏季度的降雨量甚高，且不乏可諸水之山谷，為何不多興建幾個水庫以解決缺水的問題呢，反而白花花地任其滙於污渠、流出大海？這應該和殖民地政府覺得沒必要多費周章有關。其實，翻看香港一百五十年的供水歷史本就是一部政治史。但建水庫到底斥資龐大，非民間得以自主。導師於是提及了一些印度民間的諸水法，以制衡當前水務供應落入外資手中的威脅。那就是每間屋子沿屋簷加裝半圓的水管，把雨水導進村內的地下諸水庫。這樣，人類賴以為生的最基本生命之源，就從作為商品的市場運作中拯救出來，可以做到不假外求。

(5)
有一本書很想看，書名《Codex Seraphinianus》，是一本關於一個不存在的世界的百科全書手繪本，連書中所有文字也是虛撰，可謂全書創意的貫徹。非常有趣，也於我震撼。我看到其中一頁(並非旁邊的圖片)，馬上彷彿回到夢中般熟悉；那是屬於另一個世界的邏輯，卻並不全然與這個現實世界脫離或對立，而是三七或六四地參差對照。書卻是貴得飛起。別說如今為窮學生一名，即便月入有餘，我也不至於臉不變色地在網絡上輕輕一按，就花四千多塊錢去買一本書。大學圖書館怎不收藏這種必須在閱讀過程才能完成的書？只好念念有詞祝願自己中六合彩四獎。






(6)
有一件拖拖拉拉超過一年半的工作，終於做完，卻並沒預想的那般輕鬆。好些個大腦皮層過度活躍之夜，這項一再拖延的工作是其中一重壓力。我總以為，當我終於能把它完成時，會頓時有少掉幾斤肉的輕省。結果卻是平靜。所以有壓力是很吃虧的，並不包有對等的力量反彈。還是，今年首要，能與周公重拾舊好。

利東街，還在﹗

曾經神彩飛揚的一條街，那條甘太曾經告訴我一些印刷店的老闆就像魚一般能在街上閒然遊走、車子開進來都要慢駛的滿是人氣的小街，如今圍上市建的綠紗網，把活生生的人的點滴粗暴強硬地封閉窒息，其冰荒我甚至不會想起鬼域。

然而一整條街還在，其魂魄被幾位還在堅持的街坊盡數納於己身，即使他她們的空間被壓迫得只剩近皇后大道東的一角，他她們依然溫柔而堅定，身軀比起推土機雖微小，卻還是站在那裏，溫柔而堅定。利東街保衛家園的關注行動，從一開初算起來，其實至今已十年；May姐絕食至今，超過80小時。

在香港權高位重的人，不是很喜歡提什麼香港精神、核心價值，來肯定香港的成就嗎，那麼利東街這些街坊身上活現的，不就是最值得香港人驕傲的精神嗎？可是彷彿這個城市只寧假棄真，掌有權力的，都不要聽他她們聲音雖小卻從沒間斷的家園堅持。

媒體不報，就自己來吧。以下片段由影行者攝製，更多片段請到此。

也把一年多前採問的利東街故事，張貼於此︰

《整整一條利東街》

翻閱書籍，有關利東街的資料不多。1841年，英國人登陸香港島未幾，即在中西區展開首次填海工程，灣仔的海岸線亦從皇后大道東擴展至莊士敦道[1]。利東街就是位於這兩條街道之間填海所得的土地上。最久遠的記載，是這條街於1867年成為洋行N. Mody & Co.名下物業。及至1918年，利氏家族以利希慎夫人的名義，向Mody家族購得這條街，並命名利東街。[2]接下來的歷史，應該尚在書寫以外。

我於是進行實地考察。2006年的利東街，很靜，驀然割絕於周遭的喧鬧。沿街店舖都被封了，最奪目是一條條鐵鏈一把把銅鎖，還有，偌大的「此乃市區重建局物業」告示牌。整條街上的店舖與住戶幾乎全已遷離，晚上只有一戶人家的燈還亮著。面對人去樓空的這條街，我知道自己要去追尋記錄的，是一些被中斷了的故事。這條街曾見證過的人和事，都讓重建給劃上了句號。任何一個打算為這條街書寫歷史的人，都不可能迴避這個大句號；反過來說，紀錄的工作，也只能以此為思索起點。

街上沒有人。曾經在街上很耀眼地飄揚過的黃幡，不見了。只剩一條伶仃的紅布幔還在空中搖曳，上面寫著︰看，我們的利東街﹗

還有誰能比「我們」二字所指稱的主體，更有資格去敘述關於這條街的故事？於是，我就去尋訪集成「我們」的那些個體，去記錄他/她們的聲音，書寫他/她們與利東街一起走過的歷史。

(篇幅所限，此篇只記下五位街坊的口述史)

(一) 陳炎章─利東街店舖租戶

年逾七旬的陳炎章，從事印刷行業超過五十年，1983年開始在利東街經營印刷廠，直至2005年8月受重建影響，才把印刷生意結束。

既然利東街以印刷喜帖而廣為人知，我們的訪談自然就從利東街的行業講起。不過，利東街的故事，原來並非從印刷或喜帖開始。

「人們叫利東街做印刷街是後來的事，最初應叫裁縫街，街上有十多個裁縫。那時譚臣道、謝斐道是紅燈區，他們就是專給『阻街女郎』做廉價旗袍。後來六十年代尾黃業被掃，裁縫減少了，小型的印刷廠就搬進來。」

印刷牌照

陳炎章初中未畢業就從大陸來港，15歲投身印刷行業，從學徒做起；及至70年代，自己開印刷廠做老闆。不過當年開設印刷廠，殊不簡單。

「早期做印刷要拿印刷牌，印刷機全要登記，搬遷時，也要向警務處申請行街紙，管制很嚴，因怕你印假銀紙、假郵票。那時開印刷廠很困難，印刷牌很難申請，因為檯底要給很多錢。要印刷機的管制處、消防處、勞工處等各方面都同意了，警務處最後才發牌。每個部門都要給錢，給少了，他就說你不合規格。於是有些沒牌的個體戶，就向有牌的人租機位；一個舖位，分分鐘同時有四、五間印刷廠在經營。到1974年左右，這牌照才取消。」

幾經艱辛申請到牌照後，陳炎章就在柴灣開廠，專為當時發展蓬勃的原子粒收音機印製包裝盒。但70年代末整個收音機行業突然萎縮，令陳生負債累累，被迫結束印刷廠；後來幸得債主之一的紙廠老闆大力支持，才得以東山再起。但經此一役後，陳炎章轉做小規模的印刷生意，並於1983年把印刷廠從水石渠街搬到利東街。

互相依存的生機

但據陳生說來，在利東街最初的兩年，守業也是挺困難的，及後越來越多同行搬到利東街，生意也同時慢慢好轉。原來同行聚集的經營模式，與利東街印刷業、喜帖業得以發展起來有著密切關係。

「人家說同行如敵國，但從我們的經驗卻不是這樣。當我們有需要時，問行家借一些物料什麼的，從來沒有拒絕的。譬如下午五、六點接到很急的訂單，但沒有紙，紙行也已休息，就會去對面、隔壁，跟他們借紙，反過來也一樣，大家互相幫忙。有時機器有故障，切紙機壞了，就拿到別家去切，那是一種互相依賴的情況。有這樣的支援網絡，你才敢放心接生意，不怕趕不及出貨。這樣可以很靈活，大家都有生存空間。」

這種互相依賴的經營模式，明顯對小規模經營者來得特別重要。

「……和謙信(印刷公司)來往少些，因為他的廠好像是在柴灣的。利東街只是門市，老闆很少來，只有職員在。剛才說的借東西，他們就不需要借，也沒有可以借給你。」由此可見，對於資本較厚、規模較大的經營者來說，同行間的網絡可能無足輕重，但對於小本經營者，一個同行聚集、彼此支援的營商網絡，則是重要的生存條件。利東街喜帖、印刷業的成功，與這個互相依存、自然衍生的營商網絡，是難以分割的。

而同行之間在服務上的區分是彼此不會出現惡性競爭的另一原因。陳炎章就以高質素、高價格為自己定位。

「(印刷行)彼此的分別就是，有些重量不重質，有些較重質，會找專人設計。有些很短時間就能交貨，工作自然會草率些。我印得好，並不是我特別本事，而是我肯花時間，有瑕疵就扔掉重印，從沒遇過客人要退貨的。但有些行家不肯作這種犧牲，於是就有了差別，亦因此我有權開價貴些，整條街我收得最貴。他們(行家)對我特別有好感，因為只有他們搶我的生意，不會是我搶他們的生意。」

從印刷街到囍帖街︰又一種互相依存

到了80年代中期，隨著店舖的自然流失與補充，利東街的印刷業亦發生了一些變化，並演變成為香港人熟知、甚至海外聞名的，囍帖街。他們的顧客當中，不乏專程前來的海外人士，而香港旅遊發展局亦曾前往東南亞向當地人宣傳利東街。

「利東街先前多數是做柯式印刷的，有八、九間廠，後來加了幾次租，這些廠就少了一些，由另一種印刷行業補充，那就是印請帖。他們是做燙金的，和我們用油墨有些差別，但也算是印刷。到1985年左右就開始叫囍帖街。結婚要買帖的都會到利東街去看看，若在利東街都找不到合意的，就不用再到別處去找了。」

但其實柯式印刷與燙金行之間，又發展出另一種相互依存的營商關係。「我們印的東西，有些客人喜歡有金色字，我們就要找做燙金的替我們做；他們接到的工作，例如新郎新娘想把自己的相片印到請帖上，也就要找我們幫忙。所以我們和做燙金的都很談得來。」

或許正是建基於一種彼此依存而衍生的網絡，陳炎章覺得利東街街坊之間的和洽，在其他街區是少見的，而店戶之間互相串門子聊天更是日常生活的一部份。

「我每天上班，都是一路走一邊點頭打招呼才回到自己的店舖。有時生意上有挫折，憋了一肚子氣，到對面訴訴苦，就會覺得輕鬆了，可以繼續工作。」有時趕工，零晨兩、三點還在開機印刷，也從沒遭受投訴，陳生認為那是街坊對經營者的體諒。「在這條街，要發達就很困難，但若只求能過生活的話，可以很愜意，這就是可貴之處。」

重建之下，結束生意

可是隨著利東街的重建計劃，陳炎章認為的可貴之處以及多年來同行間衍生的經營網絡，現今已成過去。提起重建，只有無奈。

「落實要重建，我們也沒有辦法，因為要搬不容易，附近舖租很貴，而且又要門口能停車，又要夠地方擺機器……我們主要做門市、零碎生意，若上工廠大廈，我那些外國客人也明說了不可能跟我到那裏去，那就要重新找基本客戶，也就是工廠客戶，但香港工廠都搬到大陸去了……我本人來講，打擊還不算太大，我今年已七十二歲，也不可能再工作許多年。但對我來說，那是一種情意結，做了幾十年，對這行很留戀，(市建局)一收舖，就立刻斬斷了我的印刷生命。」

陳炎章的印刷公司，終於也在2006年8月結束營業。店舖門上留下了這四行字︰

慘澹經營廿五秋

守得雲開見日頭

忽來一紙逼遷令

多年心血付東流

(二) 李煜麟─騎樓底舖位租戶

李煜麟早年從大陸來港，就在灣仔落腳，學師當裁縫。1960年，他在利東街開設了自己的裁縫店。正如陳炎章憶述，利東街早期以裁縫行為住，帶李煜麟出身的師父，也是在利東街開店。

李煜麟的裁縫店，當時頗具規模，工場請了十幾個夥計；而他的客路亦很廣，各個階層的顧客都有。若就灣仔區內的顧客網絡而言，李煜麟主要的生意，來自兩類熟客。灣仔蓬勃一時的色情事業，原來也支撑了其他行業的營生。

「謝斐道，成條街都是撈女，媽媽生介紹我去做衫，她有三十個女，一季就要做八套新衫……灣仔是紅燈區，舞小姐、吧女、應招女郎什麼的，都有，做的衣服就更是各種都有……跟她們熟絡了之後才知道，原來不同的服式(外出應招)，有不同的價錢，長衫褸最貴，裇衫就便宜，其實是同一個人，但不同裝束，加件大褸，就貴些。」

另一類常客，則集中在灣仔街市一帶。

「還有是七姊會，是街市妹組成的，她們每年七姊誕前就來我處度身，做一套新衫，都是做企領、大襟的短裝。一年一度七姊誕，場面很熱鬧的。」

七十年代初反貪，連帶灣仔紅燈區的色情事業遭掃蕩，和區內的其他裁縫師傅一樣，李煜麟的生意也就受到很大影響。生意受挫的同時，他又遭逢股災，以致無法在原有舖位繼續經營。不過，街坊的網絡在這個時候發揮作用，助李煜麟度過難關。在八位利東街業主同意之下，李煜麟得以用另類形式代替租金，在原先舖頭對面的一個騎樓底舖，繼續其裁縫生意。

「騎樓底舖的那棟樓，一梯兩伙，有八個業主是我的客人，是他們支持我繼續在利東街做(不必付正式租金)，條件只是由我支付那棟樓的垃圾費、燈光照明，樓梯口裝鐵閘，兩三年就油一次灰水，另外，也順便做看更……我在利東街四十五年，沒跟人吵過架，最捨不得也就是這種人情味。」

李煜麟在街坊熟客的幫助下，得以繼續其營生，再一次突顯了在社區網絡的運作之內，小市民得以自行解決生活困難的互助力量。在利東街上，互助幫助與經營生計，往往緊密相連，就如前面陳炎章提及的同行間彼此依賴。這點即使在細枝末節上，亦可見一般，如街上的洗衣店，遇有衣服脫了線、掉了扣子的，就會找李煜麟幫忙縫補；這樣子，前者留住了客戶，後者則多了補貼。

當然，除了生意上的往來幫助，李煜麟與街坊之間在生活上也一樣彼此照應。

「有利東街街坊，一家三代人進醫院，都是我幫忙『執』的。喜事個個識辦，但喪事不一定會，那些程序不是人人都知道該怎麼做的。當時別人跟我說︰老李，你跑去替人辦事，但很多人等著找你做生意……我說生意隨時有得做，這些事不能等的。就算發生在新年期間，我也照去，沒什麼好怕的。」

因著利東街重建，李煜麟於2006年5月正式退休，結束逾半個世紀的裁縫生涯。

(三) 伍錦超(超哥)─利東街租戶

1957年，仍就讀小學的超哥搬進了利東街，一住四十八年，直至2005年9月因重建才搬離這條街。

交織於社區的童年記憶

1957年利東街第一次重建，由之前的四層木樓改建成六層高石屎樓。而超哥正是搬進了當時第一批建成的六層樓。「全個灣仔，除了六國飯店，我們那棟樓當時應該是最高的。接著整個六十年代，利東街的樓陸續改建成六層樓，形成現在的街道面貌。」

大廈天台，在超哥美好的童年回憶中，佔著重要位置。

「因為我們那棟樓高，很有利放風箏，當時放風箏是灣仔很熱門的遊戲。自製風箏，做玻璃線，小孩子簡直像是在發展自己的工業。熱鬧的時候，望上天空，有二、三十隻風箏在飛，大家互相比試、鬥『界』。當時那種氣氛，是我童年很深刻的印象。」製造風箏的一道道工序，從上山採竹到如何打碎啤酒樽以其粉末「蠟」線(令風箏線變得鋒利，不易被『界』斷)，超哥憶述起來仍是那般雀躍、那般認真。整條利東街後來連成一氣的共用天台，正是當年的孩子們製造心目中完美風箏的露天工場。

令超哥懷緬至今的童年往事，大多與灣仔的社區空間緊密連結在一起。除了天台放風箏，另一深刻記憶，是放學到附近的灣仔石礦場玩耍。

「現在伊館、鄧肇堅醫院、摩理臣山泳池的位置，以前是灣仔石礦場，開採完了，才有現在的建設。摩理臣山整座都是花崗岩石，打碎的石塊，大中小都有，堆成一座座石山，有差不多六層樓高﹗小孩子就喜歡去爬石山，比賽誰最快爬上頂，然後又從頂上滑下來。」提起這個刺激的遊戲場地，年屆六十的超哥像是又回到了當年。

這個位於社區內的石礦場，對小孩子來說除了是遊樂場，亦同時提供了書本外的生活知識。「每天都看見很多工人在開工，慢慢把石塊鑿成一碼多長的石條，要幾個人才扛得動。那裏需要很多工人，不必擔心沒工開。這個石礦場帶動了灣仔的建築行業，一條條石條都是從那裏鑿出來的，看著他們用來鋪馬路，還有用大石砌渠邊的壆；建築用的混凝土，用的也是那裏的碎石。這座山用得很盡，灣仔很多新樓新建設，都是靠它，因為很方便，不必從其他地方運輸材料。」

放風箏、爬石山都是自己創造、不必花錢的遊戲，當時小孩子唯一需要花錢的，就是買零食。「小孩子最喜歡紅豆冰，刨冰。春園街、交加街一帶叫為食街，有刨冰、涼粉、薄餅等很多街邊小食，賣薄餅的最吸引是可以轉幸運輪，運氣好的話可以轉到三件餅。」

而買零食所需的錢，同樣是從周遭環境中去想辦法。寶雲道、堅尼地道山上除了提供製造風箏、豆槍的小竹，尚有別的資源讓小孩子能賺取一點零用。超哥就是到山上捉蟬及豹虎(金絲貓)，賣給有錢人家的小孩。」

街坊參與商戶的經濟活動

除了陳生提及同行之間彼此依賴的生存方式，原來街坊亦有份參與街上的經濟活動，建立另一層面的緊密闗係。

「洋服舖的年代，帶給街坊一些謀生的手作仔，例如釘紐門、挑西裝腳。後來轉做印刷，就外發給街坊摺信封，三邊封口，第四邊塗膠水，還有訂裝信紙。街坊都有份參與街上的經濟活動，士多就帶動打麻將，大家聯誼。」

雖然沒有在利東街經營生意，但由於是老街坊，超哥對街上行業的轉變及發展，亦所知甚詳。

「後來做洋服的很多遷移去尖沙咀，因為多遊客，空出來的舖，就由做印刷的來補充，他們都樂意租這條街的舖，因為運輸方便，送紙張等原料時，可以三、四家一起送，方便運輸。印刷行業，後來又轉為印帖。其中一家叫祥遠興，是最早在這裏做印刷的，他有生意頭腦，想到去婚姻註冊處，從結婚告示板上拿取新人的資料，寄信去宣傳印帖，就這樣發展起來。之前喜帖多數是酒樓印的，客人自己填寫名字，但他先知先覺，直接找新人，提供自己設計的喜帖，名字等是印出來，不再是手填。」喜帖生意形成後，其他相關的生意，如利是封、對聯、小禮物、水晶製品、過大禮的物品等，就自然聚攏來。

從流失、補充到轉型，利東街經歷了數次行業的更替，亦於過程中體現了它自然衍生的生命力。

嘆惜舊有社區網絡不再

不過，因為重建，超哥與一樣住在利東街數十年、能分享童年回憶的小學同學，終於都要各散東西。「有個去了北角，有個搬上聖佛蘭士街，有些去柴灣、筲箕灣，都有；重建最影響人就是這個。我始終對這點很不滿意，重建完全沒有顧及我們這些原住民的要求，很冷漠。我們希望社區能保持完整，特別是街坊鄰里之間的關係。大家都很熟絡，守望相助，譬如哪天早上在修頓見不到某個獨居的老人家晨運，就會去看望他，知道他應該是病了。我們也曾背過獨居長者去貝夫人看病。這是唐樓的居住特色，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很近。」

所以作為區內居民組織H15關注組成員的超哥，一直強調希望能得到原區安置，保留原有社區網絡。但一直堅持到2005年9月，超哥最終搬走了，他說心情其實很沉重。

「當時樓上樓下都已搬走，沒有了街坊，建築物亦失修，到最後時，有種很悲涼很無奈的感覺。街上全是交叉封條、鐵鏈，警車巡邏。想到以前的和諧，我不斷問為什麼會遭受到這樣的待遇？」

搬遷之時，由於新居空間比以前小，超哥被迫放棄養了很多年的花和魚。至於生活質素是否如市建局所言，因重建而得到改善，超哥對此抱著很大的問號。

(四)陳惠興─利東街業主

在灣仔出生、長大的陳惠興，因著灣仔不同年代的重建，搬了無數次家，但從沒想過要搬離灣仔，因為整個家庭的網絡，都與這個社區密不可分。

「灣仔是我們從小到大熟悉的區域，阿媽在灣仔做生意，太太也一直是灣仔人，孩子的學校近她姨媽家，返學前、放學後，都是由姨媽看顧，我下班再到那兒接孩子。自己有網絡可以搞掂，不必靠政府、社工。而且社工是幫不了的，那種信任是不同的。」

一家十四口，同住一棟樓

1990年，由於先前居住的李節街重建，陳惠興搬到了利東街，而這次搬家，可說是家庭網絡的大匯合。當時利東街恰巧同一棟樓有三層單位出讓，於是陳惠興就連同媽媽，以及哥哥、姐姐，三個家庭總共十四人一同搬進利東街，形成現代都市同一屋簷下難得一見的大家庭。

「家姐住三樓，阿哥住五樓，我住六樓連天台，天台有僭建屋，阿媽獨立一個人住，前面的位置可以讓她種花，稱得上是空中花園。她白天在三角街做小生意，下午兩點多收檔，買完菜回到家，正好孫子孫女放學回來，她可以照看一下。住得近，能互相照應，但彼此又有獨立的空間，很方便。阿媽煲了湯，喊一聲就行，電話都不必打，而大家也不必換衣服，拖著拖鞋就上來喝湯。」

同住一棟樓的好處，也體現在管教子女之上。

「小孩子很奇怪的，有時父母管教他，他不一定聽，但舅父、姑媽教，會聽。而且表哥等就在樓下，功課有什麼不懂的，下樓就可以問。很多生活細節，只有住在同一棟樓，才能做到。」

但這個大家庭聚首了十五年後，終於因著重建又再分散居住。陳惠興坦言，陳媽媽很不捨得，現在每天由灣仔道回到大佛口，都要經過利東街看上一眼，因為她種的花兒竟還在開花。

由環境建構的鄰里關係

對於舊區那較緊密的鄰里關係，陳惠興認為那是特定環境「逼」出來的。最初搬到利東街，陳家和同樓街坊的關係並不是太融洽。但當大廈有問題發生、需要一起解決時，就成為改善關係的契機。

「幾年前收到信，說我們這棟樓的樓梯窗有危險，需要維修，那麼我們就逐家逐戶去跟街坊談，因為樓梯大家都有份。因為我們是做這一行(鐵器工程)的，知道該怎麼做，做好了就大家夾錢。經過這些事以後，後來街閘壞了，他們就索性叫我換了大家夾錢就行，慢慢就容易溝通了，有了信任。」同樣，請人替大廈住戶倒垃圾，也是陳惠興一家一戶去統籌聯絡，才辦成的。

「住舊樓，沒有立案法團，若大家不合作，最終苦的是自己。譬如年尾洗樓梯，總要大家約好，否則下面洗好了，上面再掃下來，就不行；環境逼著你要去和周圍溝通。收購登記之後，進出的人雜了，大家關係反而更密切了，只要聽到樓梯有不尋常的聲音，就會去看看隔壁是否出了什麼事。住新樓的話，有事找管理處就可以解決，基本上不需要和隔壁溝通。就是這樣，一個階層有一個階層的需要。」

灣仔本身就是一個「墟」

對於利東街發展成印刷喜帖的集中地，陳惠興認為這其實是灣仔區的特色，不同的行業自然會聚集在一起。

「適者生存的意思，是做生意的，自己會聚在一起。以前春園街、太原街基本上是賣五金、工具的地方，大王東街、石水渠街是賣鐵器材料的，聯發街就有賣磚仔、瓦仔的。太原街成為行人專用區後，因為不能上落貨，原本的電器行撤離，有人就開始做鐵皮玩具，慢慢成為玩具街，這些都是人們自然形成的。做生意的明白，聚才有生意，這是很傳統的方法。要有很多選擇，顧客才會到那兒去買。有時候是一個老闆有幾個舖位，他們可以令價格有差異，做不同的特價，吸引顧客。」

在灣仔出生、長大的陳惠興，更認為這個區本身就是香港島最大的一個「墟」，因為樣樣都集中。以他從事的鐵器工程為例，「五金、英泥等材料都集中在灣仔，修頓則每天早上都有工人在等開工，而貨車也是停在修頓外等客。在這裏買完材料，找輛車帶上夥計就可以去開工，至於交通，上哪兒去灣仔都是必經之路。灣仔是一個中心點，這就是灣仔的優勢。」若這種行業聚集的特色在重建過程中，逐漸為大型商場所取替，他認為那其實是把舊有優勢完全去掉，對灣仔並沒好處。

2003年，當利東街落實要進行收購重建時，陳惠興就與其他街坊組成H15關注組，向市建區爭取自己應有的權益。他同樣認為，那是環境「逼」出來的。「要維護自己的權益，始終要做些事，反正自己是要做的，那不如就多做一點，也可以幫到其他不知所措的街坊。有重建這件事之後，和街坊反而更熟絡了，以前最多是碰面打個招呼聊聊天，現在卻目標一致，那種溝通跟以前很不同。」

(五)甘霍麗貞─利東街居民組織成員

甘霍麗貞，街坊都稱她為甘太，從父親開舖經營鐵器工程到她接手生意，在灣仔區內營商已有27年，整個家庭、生計、鄰里的網絡，都深深紮根在這個社區。甘太在與利東街毗連的廈門街經營生意亦已有十多年，和許多其他街坊一樣，生活的種種細節，都與利東街扣連。家中辦喜事，買帖買對聯等固然會在利東街，但其他日常生活所需，這條街一樣能照顧到︰洗衣乾衣就到巧華，剪髮是華龍、櫻花，吃粥麵就五龍，偶而要買麻雀檯，街口有徐生徐太經營數十年的麻雀店。

而利東街的重建計劃，則將甘太與利東街的街坊更密切地連結起來，從過往建基於日常生活的街坊關係，進一步發展成爭取合理權益的社區力量，共同寫下利東街歷史重要的一頁。

利東街重建的背景

利東街屬於編號H15的重建項目，涉及利東街、廈門街、春園街、太原街、麥加力歌街、交加街、皇后大道東和莊士敦道共八條街道。但其中只有利東街是整整一條街都被納入重建範圍。

H15的重建計劃，早在1997年10月就由當時的土地發展公司公布，但由於同一時期剛成立的特區政府銳意對土發公司進行架構重整，連同H15在內的二十五個重建項目就緩了下來。直至取替土發公司的市區重建局於2001年成立，各區的重建項目又再舊事重提。

從土發公司首次宣布重建開始，甘太就已參與由各重建區居民組成的核心小組，去了解土發公司及其後市建局的各項細則。兩個架構，在權力上，有明顯分別。

「以前土發，要收回九成業權，才能引用『土地收回條例』，亦因此土發有些項目拖得時間長一些，所以政府要成立一個新的架構，賦予它權力，在公布項目之後的一年內，無論收到多少業權，都可以向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申請，由行政會議聯同特首，去批出『土地收回條例』。有這個權，當然也就有義務，它希望能改善到區內居民的生活質素。」

的確，市建局的《市區重建策略》清楚提出了「以人為本」的工作方針，以改善市區居民的生活質素為目的，並定下同區七年樓齡賠償標準。

居民自發成立H15關注組

2003年10月，重建終於落實到以利東街為核心的H15項目，市建局為居民登記資料，並進行戶口凍結。當時利東街一帶的居民，都感到很徬徨。從之前其他重建區的經驗所見，由於二手樓盤供應有限及賠償金額不足以在原區置業，受影響居民大多不能在原區繼續居住。H15關注組就是在這個背景底下，由居民自發組成。H15關注組，一如前面提到的喜帖、印刷行業之間的互相依存，一如街坊之間在生活上的守望相助，同樣是居民在困難當前之下自救、自助的一種回應。只不過，這次要力挽的，正是喜帖、印刷行業賴以發展、居民賴以生活的網絡。

「六百多個業權，約有一千戶人，一下子這麼多人要找地方，會是很大的問題。那時我們就正式成立H15關注組，當時主要是集中發放消息，告訴大家幾時開居民會、幾時開發布會，亦透過居民會了解居民的憂慮。歸納出的問題是，大家很擔心找不到地方住。」

2004年1月，居民收到市建局的收購建議書，先前的擔心化為事實。

「街坊收到之後，到地產那邊去了解，看能否買回同區同樣實用面積的七年樓，但原來不行。根據那筆錢，你不能在灣仔買回七年樓齡的樓。我們即時就開了居民會，大家把收購建議書拿出來一比較，發現即使同一棟樓，樓上樓下的收購價也可以有很大差別，老人家就很擔心，不知道該怎麼辦。那差別在於他(市建局)界定你是業主自住或非業主自住。若家庭成員中有人在別處另有居所，就會被界定為非唯一居所，那麼自置居所津貼就會減半。」

由居民自發組成的關注組，在這個時刻，就發揮了互助精神，起了穩定人心的作用。

「收購書講明，若你不同意，要在某時限內提交反對，當時有些老人家不知怎算。我們就在利東街中間，借一個樓梯底，放一張桌子，由關注組的成員輪流當值，等街坊把文件拿來，幫他們填，提出反對。這雖然說不上是什麼重大工作，但當時對於穩定街坊的恐懼，有一定作用。」

六百多個業權，最後提交了超過二百份反對書，當中有大部份是在關注組的協助下完成的。只有在一個由街坊主導的社區空間、一個經由時間凝煉的社區網絡(從前面陳生、超哥、陳惠興的敘述可見一般)，這種由居民自發的組織行動才能有效及順暢地進行。H15關注組及後一連串爭取舖換舖、樓換樓的行動，與自行提出規劃方案，亦一定程度是在這社區網絡的基礎上，發展出來的。

然而，雖然《市區重建策略》其中一項目標為保存居民社區網絡，但在整個收購行動中，市建局並沒提出任何方案去落實這個目標。

「我們(關注組)的大本營，在其中一家喜帖舖的工場。開會，寫banner，日常工作，有事沒事，每天都會去那裏聚一聚。很難得聚到這麼多人做這一行(喜帖)的，打散了，很可惜，整整一條利東街，我們當時想的就是能保護這個行業。最初還沒有很清晰的構思，想保留成條街，而是想將整條街搬去船街，因為船街也是市建項目之一，當時船街已全部業權收回，有待招標重建。我們就去跟市建局說，船街也是你的，我們這兒(利東街)有本土經濟特色，最好能繼續凝聚，不如將整條街搬過去。」

但市建局以複雜、困難為由，拒絕了。

首次由居民提出規劃方案

在向市建局爭取合理權益的過程中，原區居民理應有份參與重建、保存原有社區網絡的想法越見清晰、強烈了。

「我們利東街又不是又破又爛，這麼有特色的一條街道，我們又在這兒生活了這麼長時間，既然他那邊(船街)不答應，那我們是否可以留在這裏？是這樣有了這個想法。過往做重建，就是收購，然後拆掉再起新的建築。但我們有不少街坊是大廈落成時就住到現在，會覺得香港現在很少地方還有這樣的，那麼是否可以有另一種模式做重建？」

關注組於是參考廣州、上海、日本、新加坡等地的重建模式，搜集這方面的資料，在社工的協力下，一個由居民構思的重建方案，誕生了。

「這個方案是把利東街現有的兩邊舊樓保留。但我們不是專業人士，專業上、技術上不懂，社工朋友知道我們有這樣的想法後，就找人提供一些技術上的意見，專業人士就他的專業範疇提供意見，例如建築條例，規劃要注意的事，甚至保育等。我們開了無數次工作坊，包括和居民開，問他們想利東街怎樣？有什麼需要？……這樣做，是希望不願搬走的街坊，不必左搬右搬。」

但保留舊樓並不必然與發展相違，根據方案，兩邊舊樓的地積比率會轉移至街道首尾的位置，興建新樓。

「重修與起新樓等工程完成後，居民可以選擇住唐樓或新樓……我們最主要的理念是，尊重不同街坊的選擇，對自己住的社區有發聲機會，這是參與的重要性。所以方案另一樣重點是，一個公平的賠償，街坊必須真正得到七年樓齡的賠償。」

2004年暑假，這個方案的企劃書，交到了市建局。但市建局回覆謂整個構思太複雜，重申現金賠償是最靈活的方案。

「既然政府要成立一個新的組織(市建局)去改善居民生活質素，但生活質素不一定是講錢的，可能是有一個家，有些街坊可能住哪兒也沒所謂，我們當然尊重，但有些老街坊，在這裏的生活就已是他的一切，你給他錢，但他不能留在原先生活的地方，這並不等於是改善了生活質素。」

因此，在希望保存現有社區網絡的前提下，關注組決定把本來簡單的企劃書變成正式文件，2005年2月自行向城規會遞交利東街規劃申請，開創本港規劃史上首次由受重建影響的居民自發提出規劃方案的先例。

根據這個由居民提出構想、專業人士予以實踐的方案，利東街中段兩邊的唐樓，將予保留，而新發展則集中於街道首尾兩端；由於整體形似啞鈴，故這個方案亦稱「啞鈴方案」。為符合現行建築條例，舊樓頂兩層會拆掉，並在天台進行綠化。由於各大廈相連，天台是通的，新的規劃就在後巷的首尾、中間加建可直達天台的電梯，因為對長者而言，下樓梯總比上樓梯要輕鬆。這些構想真正體現了「以人為本」的規劃本針。

2005年3月，城規會進行審議，否決了關注組的申請，理由包括城規委員對計劃的可行性、舊建築與新樓如何可以融合一致等問題存疑，此外亦因交通和環境評估報告欠奉。

不過關注組並沒就此放棄，同年7月他/她們提出復檢。為符合技術報告的要求，關注組籌措了十多萬，委托顧問公司做樹木、交通、環境等評估報告。

可是復檢會的結果，同樣是否決了居民的申請。這次是理由是︰交通、環境評估，未臻完善，並依然對計劃之落實存疑。

2005年9月，H15關注組決定向城市規劃上訴委員會遞交上訴申請。聆訊期排到2006年11月。

2005年11月，土地收回條例生效，H15的地權，正式復歸政府。

「並非人人都能承受這麼大的壓力，當你回到家裏，一家眾口，搵食的要搵食，又不知面前的路該怎樣走的時候，是很困難的。有些街坊承受不了，長痛不如短痛，就簽了收購協議書，很多街坊就陸續搬離。」

就這樣，在2005年底，利東街告別了先前的熱鬧，變成我在此篇開首描繪的模樣。而期間，那被城規會質疑其可行性的「啞鈴方案」，則獲得了規劃師學會2005年度銀獎。

後記

H15業權復歸政府一年，甘太─留守至最後的商戶，也終會於2006年底搬離經營了十多年生意的廈門街。

「重建的『問題』似乎是解決了，但受重建影響的人的問題卻不是。」對於最終要出售業權但卻前路茫然，甘太說，只有「無奈」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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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鄭寶鴻著︰《香江道貌︰香港的早期電車路風光》。香港︰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2005。

[2] Carl T. Smith, “Wanchai: In Search of an Identity,” in David Faure ed., Hong Kong: A Reader in Social History.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173.

《投名狀》─ 就不談什麼兄弟情仁忠義

當鏡頭停在那個叫小七或其他什麼的、剛姦淫了民女的小兵卒臉上，看著他被正以軍法時的一臉無辜與含淚的委屈、驚恐，我用以理解這個世界的秩序，忽然出現了鬆動。

從小，各種罪行中，特恨強姦犯。偷兒是窮，盜騙是貪，姦則卑劣。因那並不(純)是性慾的問題，而更多是憑著羞辱倍增權力慾的快感。

但就是那個鏡頭，以上這種秩序感，忽來有點鬆動。情節的安排、鏡頭的鋪陳，使人忽然覺得，民女受到的傷害說到底是被人用褲襠裏那桿子東西放到身子裏去擢了兩擢，那到底跟人頭落地還是不能相提並論。當然，這般衡量是站在貞節這種建構出來的意義之外作的思考 ─「火舞黃瓜」裏家春分最後寧捨貞操以換取存活，就是在演繹一種偏離「貞節大於生命」的價值。(拜託，如果這裏還有人來看的話，千萬別誤以為我意在為強姦開脫說項)

站在貞節的意義之外看去，民女被人用褲襠裏那桿子東西在身子裏擢了兩擢，總比那些全被砍殺掉的男性家屬要強吧，好歹算是活了下來。但，好像又不全對，如果活下來之後，每天的存活就是被人擢來擢去，又是否生不如死呢，那麼那些死掉的家人，是否反又算得早死早好呢。可是……又如果那民女本來活著也不過是被她的相公或老爺或什麼人視作性對象關在家裏擢來擢去，這個死活又該如何衡量呢？

為了避免在能夠一反再反的意義怪圈中落得虛無，我們仍然只能求助於意義，不過，要把意義的範圍縮窄到「具體的歷史語境」當中，以求得個軟降落。那麼，我也在此虛晃一招下，暫且把民女放開一邊，回過頭去看看，如果那個具體的語境，本身正逢轉變時呢，那又如何？

且回到電影裏，看《投名狀》如何展現這個問題。我並沒特別同情那個叫小七或其他什麼的小兵卒，而主要是，我從他的眼睛裏看到一種混然不同的邏輯運作。在那種生命邏輯裏，姦淫民女非但沒錯，反而是理所當然。那是當男人、當土匪、當兵卒的邏輯。事實是，才沒多久前，這群兵卒就是在領頭人的鼓動下，吶喊著「搶錢搶糧搶娘們兒」來鼓起勇氣讓自己去當炮灰的。在殺人都理直氣壯的邏輯裏，拿自己褲襠裏那根桿兒往女人身子裏擢兩擢，實在太難被當回事兒吧，又怎麼會一下子成了殺頭之罪呢？

問題的出現，在於那個叫龐青雲的頭兒，忽而在心胸裏點燃了他的理想國、他的文明社會。於是，那個叫小七或其他什麼的小兵卒的生命邏輯一下子被否定了。他腦筋轉不過來，死不認錯，只嘆自己的命是大哥的。「命是大哥的」的意義，並不在乎那一顆掉落地上的肉腦袋，重點是那裏頭的運作邏輯，須得緊跟由大哥設定並隨時改變的遊戲規則。

從這個砍頭以正軍法的鏡頭拉開去，應可以接下去討論電影的一個主題︰村野之夫組織起來當土匪去搶糧所殘害的性命，與為了建立能讓百姓安穩過日的文明秩序所引發的犧牲，誰者到頭來其實殺戮更廣？

不過，這種把追求物質求存與追尋抽象理念的欲望對立起來，然後比驗孰者到頭來更為大惡的題目，實在是大也太正道兒，還是留給別人討論去吧。我岔開一路，比較有興趣看看電影裏英雄與群眾的糾纏。

沒有群眾，英雄的戲還唱得下去嗎？這種反問未免太落陳套，雖然的確，無論是大歷史中的英雄還是書寫中的英雄(可兩者的邊界還能分明嗎？尤其比如到了張大春那裏)，都是踩著壘壘白骨登上高台的，就拿個已是最擅單挑的齊天大聖吧，開先與天神天將為敵，也都是在群猴子猴孫的簇擁下，來顯見其八面威風的，當然打將起來，那些猴子猴孫死個一堆，也是必須的一幕。

群眾，就是那面目模糊的一堆，其生死也是一個眾數，正所謂死十個當五雙；若一下子有個鎂光燈打來，忽被照亮臉面的那個就好歹算是個角兒，就不再是群眾了，出人頭地了。

印象中，書寫中最善於利用invisible群眾來襯托那些主角的，是金庸的武俠世界。不過，我對金庸學不甚了了、也不知是否早有人研究過他武俠世界裏的群眾，但不管了，就算是在此瞎掰一下吧。如果金庸的武俠小說，抽掉那些群雄圍觀的打鬥場面、抽掉那些沒臉的群眾的議論紛紛，那些角兒的武藝是否就要落得軟偏偏的沒了個實底、欠缺信服力？

可惜手邊沒書，只能憑記憶提個大概。好些主角的出場露臉，都是在一些什麼武林大會的場口，各路人馬會集。一打起來，作者就借了圍觀的群眾的心眼與嘴巴，對打鬥者的武藝來個評價，其中對敵方、對歹角的評論就最彰顯信服力，比如什麼雖然大家勢不兩立雖然那個誰陰險狡詐但還是禁不住在心中暗自叫好等等。不過，群眾的影響並不止於評論武藝，有時還形成道德上的群眾壓力，使歹角即便在武功上佔了上風，卻仍有所顧忌。但若一下子群鬥砍殺起來，這些彷彿能掌有影響力、彷彿眼睛雪亮的群眾又一下消失了，群體頭上的光環退卻，一個一個的不過成了劍下亡魂，以其眾數的屍橫遍野，來為一場惡戰的兇險做個底襯。

不過關於金庸的武俠世界，有機會握書在手，再慢慢細談，現在還是把船撐回去。

《投名狀》卻是花了不少氣力，要把也同是有血有肉的個體從模糊的群眾中拯救出來─當然這並非《投名狀》獨有，當今好些中外電影都對戰爭場面有類似的處理。比如血兇的戰場上，被砍殺的不再是死不足惜的小兵卒，一聲叫個小五就把他從群眾中叫喚了出來，再把遺物交還家屬，就更把個體拯救於一堆眾數的空白想像。如此一來，頭兒為的是一己名利也好為百姓謀福的大理想也好(其實到頭來，兩者也無甚差別)，在成完他的意願下一眾性命的付出，就很難再像打電動裏的一堆人頭那樣都不過是個抽象的眾數工具，顯著理所當然。也只有在這般衡量生命的基礎上，前邊提到以為百姓謀福之名而行的殺戮，對其詰問才能成立。

當代對戰爭的責難，對無名小卒的生命都顯露關懷，體現的當然就是上世紀中以來的對普遍人權的確認︰生命都是平等的，沒有一些人的生命比另一些人更珍貴些。

這，我當然以為是人類文明進程的一大表現。不過，我是說不過，這還是需要相當的物質基礎的。我的意思是，如果那個「第一世界」不是富裕到減肥大行其道的狀況，能有餘裕對他們在歷史過程中一手打造的「第三世界」國家進行人道援助嗎？如果他們自己都要花費好些代價才弄個吃飽穿暖，他們還會否高舉人權之名，把所得分一些予在比如說非州要餓死的饑民？

都不必扯那麼遠，就說香港吧，現在尚稱得是一個富庶的社會，可那些交稅的人還牙癢癢地心不甘情不願要維持那稱為綜援的安全網。

那如果，如果在一二百年後，當全世界人口持續膨脹，地球暖化持續上升，基本存活之需的糧食與食水嚴重短缺(其實這問題現已初露倪端)，人類文明的此一進程，還能維持嗎？人權會像那民女的貞操般，在歷史語境中一反再反嗎？

也不必到久遠的荒涼歷史中去尋找什麼遊牧族中處死老弱殘以求全族存活的例子，上世紀80年代的《楢山節考》，就提出了這方面的思考。

我當然不願意見到這個歷史與意義的怪圈首尾相接，我想沒人會願意。那就……

當下之選擇，就是在為下一兩代人的生存權利種下因果。也只能如此來總結。

誰偷走了我們的冬天

雖已時至12月中旬，下周已是冬至，昨兒氣溫竟回升至26度；也不必等50年後，香港其實現在已鮮有冬令。先前做了一份小功課，正是討論地球暖化的問題，但當中好些所謂的預測，根本已是當下的日常。我其實滿討厭「環保」這個詞彙，它令人覺得那是如同華東水災或極地餓民的一般慈善項目，總在生活日常之門外。這份小功課，即針對此觀念上的隔閡而鋪排，指出所謂環境的問題，落實到生活之日常，最先體現的，就是社會問題，尤表現在貧富之懸殊及其更兩極化。

地球與環境，不是遠在天邊等待我們發揮慈善星輝的救援對象，而是直接影響著我們的當下生活亦同時被我們當下行為影響著的，一個整體。

功課的結尾是草率的，關於民主作為一種出路，如何深化，是最近在思考的，有時間整理後，再談。(暫沒時間把功課譯成中文，只好貼出英文版)

(圖片源自︰Bruce Forster—Stone/Getty Images)

Impact of Global Warming on Hong Kong

This essay aims first to reveal the stance and measures taken by the government of HKSAR in responding to the crisis of global warming, and second to reify the impact of climate change on Hong Kong towards the end of this century. Possible measures of reducing the increasing rate of global warming will also be suggested.

1. Government Policy

As the reduction of the rate of increasing global warming is indispensable from regulation, I’ll first assess the role played by the HKSAR government in responding to the crisis of global warming, if there is any. In the Policy Address 2007-08 that has just been proclaimed in October, the government has indeed addressed the issue of global warming, yet in a rather inconsequential manner. It reads as the following:

“We have been taking vigorous measures to reduce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From 1995 to 2005, the energy intensity in Hong Kong, that is, energy consumed per unit GDP, dropped by 13%.” (2007-2008 Policy Address, HKSAR, No.37)

However, the “vigorous measures” are hard to be pinned down with specificity. No law has been enforced so far regarding the emissions of carbon dioxide (CO₂) and methane (CH₄), the two greenhouse gases which have been tremendously increased by 31% and 149% respectively above pre-industrial levels since 1750, and thereby contributing to the rise in average world temperature (rose 0.74 ± 0.18 ° C in the last hundred years) Explanation for this may lie in the report produced by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Department:

“Under the Kyoto Protocol, Hong Kong, as part of China, is not required to limit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but must submit information on its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and activities relating to climate change. This is now being compiled and shows that Hong Kong has nonetheless reduced annual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by six per cent since 1990, to 6.5 tones per capita in 2005. The Government has also undertaken scientific research to assess the impact of climate change on Hong Kong.”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Report 2007)

As no concrete measures regarding the reduction of CO₂ and/or CH₄ are to be located at the policy level, I’m afraid that the otherwise rather encouraging figure of reduction is more an unintended result of population increase. Within the 10 years between 1996 and 2006, the population of Hong Kong has increased from 6435, 500 to 6,864,000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HKSAR). As migration from China mainland explains for a large part of population increase in Hong Kong (a daily quota of 150), the immigrants’ relatively marginalized economic status might explain for the drop in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per capita.

In fact, regarding the two major sources of CO₂ emission, i.e., vehicle and power plant, what have been regulated by the government are only the emissions of respirable suspended particulates and nitrogen dioxide. It shows that the government’s concern is lying only with air pollution while global warming is yet to be on the agenda. It therefore indicates a fragmented perception where the local is taken not as a part constituting the global but rather as a separate entity.

However, the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Report has been correct in stating that the government has undertaken scientific research to assess the impact of climate change on Hong Kong. In the report called “Hong Kong’s Climate – What does the future hold?” done by the Hong Kong Observatory, the “future” of Hong Kong reads as the following:

“By the last decade of this century, the 10 years between 2090 and 2099, the annual mean temperature in Hong Kong can be expected to have risen by 3.5 ℃ above the 1961-1990 average of 23.0 ℃(…) the annual number of very hot days in summer will have risen from the 1961-1990 average of 11 days to 24 days. The annual number of hot nights in summer will see an even greater increase, from 8 nights to 30 nights. The annual number of cold days in winter will have dropped from 21 days to less than a day.”

And in terms of rainfall:

“Under the anticipated increasing rainfall trend, in the last 10 years of this century, that is, in the years 2090 to 2099, the average annual rainfall at the Hong Kong Observatory Headquarters would be about 2430 mm, or 216 mm more than the 1961-1990 average of 2214 mm. (…) Apart from the overall upward trend, the year-to-year variability in rainfall would also increase in the 21st century.”

Nevertheless, despite the sophisticated presentation of the research findings, what do all these figures mean? What are the living conditions of all creatures and environment in Hong Kong by the prescribed time period? Unfortunately, despite their expertise, the Hong Kong Observatory offered no answer to these questions.

2. Impacts of Global Warming on Hong Kong: A Daily Life Projection

It is then the humble task of this essay trying to project the possible scenario of life in Hong Kong by the end of the 21^st century, under the impact of global warming. I’ll assess the possible effects of global warming one by one, and with a perspective of interrelatedness between the local and the global.

2.1 Rise of temperature

The increase in average temperature and the almost disappearance of winter in Hong Kong will lead to a sharp increase in the annual consumption of energy, mainly for air-conditioning or other cooling mechanisms. This will speed up the depletion of limited global natural resources, e.g. coal, which is the major fuel used in the local power plant. Certainly, it goes without saying that the increased consumption of energy will further accelerate the rise of world temperature.

Although the power plants have put in some effort to develop green energy, it doesn’t imply that coal burning will be replaced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new technology. In whichever case, the cost of electricity will go up, either due to the increasing scarcity of coal or the technological investment on green energy. As a result, those who’re weak in economic power and unable to afford the increased payment for electricity will be left to live in the lengthened days of heat, which would possible lead to health problems especially among the elderly and young children.

In fact, this is already happening. In the recent summers, there were increasing cases being reported on elderly who couldn’t afford to pay for air-conditioning and thus been attacked by heatstroke. It only means that the number of people attacked or even killed by heatstroke will be on the increase in the foreseeable future.

The city planning in Hong Kong, which unfortunately develops to the interests of the land developers, will make the situation of temperature rise even worse, especially among the poor. If the land developers are still allowed to maximize land use by building screening blocks, the residents of the old districts in the neighborhood who used to be able to enjoy sea breezes and thus consuming less energy for air-conditioning, would be denied from such. The screen-building blocks on the one hand increase energy consumption (by trapping the heat within the community), while on the other hand jeopardize the living standard of the poor in the neighborhood.

2.2 Agriculture failure: rising price of food

Agriculture is one of the sectors that will be tremendously devastated by the effect of global warming. Although Hong Kong has long lost her agricultural industry, the effect can still be revealed in her dependency on China mainland for food supply. The foreseeable crop failure on China mainland due to both flooding and drought as resulted from global warming, will push up the price of staple food in Hong Kong as well. In fact, this impact is already visible. Prices of staple food and meat from China mainland have increased sharply in the past few months, of which crop failure and poultry lost caused by climate change also made its contribution, in addition to other economic factors.

Once again, it means that the situation will become even worse by the end of this century where general food shortage would be a major problem in China and the group of the most economically deprived would be facing starvation. In Hong Kong, starvation may still not be conceivable, but a decrease in the overall living standard is only to be expected especially among the poor, as a greater proportion of family income has to be spent on food.

2.3 Increased risk of global outbreaks of infectious diseases

The rise in temperature is also favorable to the spread of diseases world wide, as virus become active in warm temperature. The lengthened days of warm weather has greatly increased the risk of the whole humanity falling victim to fatal diseases like SARS and H5N1 bird flu. There will also be increasing threat from malaria and dengue fever.

In view of the increasing human mobility around the world (in addition to the migration of birds or other creatures), outbreak of infectious disease is never a problem restricted to the local, but rather poses threat at the global level, as tragically witnessed during the crisis of SARS.

2.4 Extinction of marine species

The retreat of glacial and the rise in sea level which normally cause serious flooding in coastal areas may not have that strong effect on Hong Kong as her natural harbor is steep enough to reduce the impact. However, the marine life in the seawater of Hong Kong may be endangered due to the increase in sea temperature, including the possible death of coral reef and extinction of different fish species.

2.5 Drought and deluge

As stated in the report done by the Hong Kong Observatory, there will also be an increase in the year-to-year variability of rainfall, which means an alternation between years with very high and very low rainfall. In the dry years, there will obviously be the pressure of water shortage. As the supply of fresh water in Hong Kong comes mainly from the purchase of Dongjiang water in China mainland, if there’s drought in the entire Guangdong province, then Hong Kong will suffer from severe water shortage and the cost of fresh water will go high up. The basic human need for water once again becomes a matter to be settled by purchasing power, which certainly puts the poor in stern situation. Moreover, dry weather will increase the possibility of wildfire in Hong Kong, which will lead to deforestation and hence contributes to temperature increase in a vicious cycle.

Yet in times of heavy rain, the remaining local farming in Hong Kong may suffer great loses and not be able to survive. It will lead to further deforestation where the deserted farmland will probably be used for property development.

2.6 Concluding on the overall impact

To conclude on the impact of global warming on Hong Kong, the change in climate and the subsequent disturbances in the ecosystem will be largely realized in the widening gap between the living standard of the rich and the poor, with the latter bearing much of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environmental crisis though contributed more by the former. Yet the “poor” and the “rich” are not two static entities. Rather, with the passing of time, people (mostly the lower middle class who constitute a core part in Hong Kong’s population) will be experiencing a downward mobility to become less affluent and adding to the “poor” as the basic cost of living will become higher and higher (prices of food, water, and medication would be on the rise with the effect of global warming increases at an accelerated rate).

Increased poverty, together with food and water shortage, and increasing risks of vital diseases will certainly lead to social unrest and put the general populace living under greater stress and panic. Cases of psychosis will also be on the increase following from that, causing losses of life due to either suicide or related violence. All these combined factors will produce nothing but an appalling scenario of what life may possible become by the end of this century. It should also be reminded that such a scenario has not included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globalization in areas other than environment.

However, it then must be pointed out that this far from desirable future is formulated based on the assumption that no measure has been taken to reduce the rate of the increase of global warming. The implication is that, if, and only if, our generation of the humanity is willing and be able to do something to slow down the rate of global warming, there is still the possibility of saving the future generations from living in desperation.

3. Cultural Politics: Working towards Interrelatedness

Yet, although the survival of all humanity and the earth is concerned, reduction in emissions of greenhouse gases is never an easy task to be accomplished. In view of the consumerist lifestyle needed to be altered, and the immediate interests of the TNCs to be hampered, enormous resistance is only what to be expected.

In this fight for the survival of all species on earth, culture is revealed of its utter importance. Here, I’m not referring to “culture” as a domain independent from other sectors in the society (e.g., science, economics), but rather as the mean to bridge the conceptual gaps between those actually interrelated sectors for political ends.

The first task cultural politics should partake is to make known of the devastating effects of global warming to the general public, i.e., to translate the scientific codes (of natural science) into imaginable life projections. The second step 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first one, is to bridge the conceptual “distance” between the local and the global. The devastating picture of life as translated from the scientific figures is not happening at some remote areas on earth, but that right at the core of everyday life at the local. The third step is then to bring the crisis even closer by presenting the concrete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sumerist behavior and global warming, e.g., for every additional car driving on the road, a certain amount of greenhouse gases will be emitted, adding to a particular % of increase in the global warming effect.

Apart from the reunion of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languages, the disciplinary division between social science and humanity in the knowledge structure since the 19^th century should also be demised. Data of the social world should never be interpreted without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values of humanity. Those social scientists (e.g., Lawrence Summers) who used to take disguise in the “neutrality” of their expertise but in reality imposing injustice with that “neutrality”, can no longer be disavowed of their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As a result, the injustice between “north and south” embedded in the issue of global warming (and other environmental crisis) should be unveiled, especially those otherwise justified by “neutral scientific figures” (e.g., lives of people from the north are valued higher than those from the south by comparing the income per capita).

Finally, if the very aim of deploying cultural politics is to reduce the increasing rate of global warming and injustice, it should go beyond the mere psychological effect of invoking desperation and indignation. The energy of hope gives the final touch to empower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for political ends, for only with the promise of hope should changes in value system and hence resultant changes in (consumerist) behavior be rendered useful and meaningful.

However, as the sphere of cultural politics is not exclusive, the TNCs (e.g., power plants, oil companies and car manufacturing companies), whose immediate interests are at stake, would certainly enter the sphere and compete for the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of global warming. With their indisputable advantage in capital versus their competitors, it’s not surprising if the TNCs were to gain the upper hand in the contesting sphere of cultural politics. Therefore, regulation should always go hand in hand with cultural politics, with one imposing restriction on behavior and the other targeting at changes in value system.

4. Possible Measures

I thus conceived several measures of reducing the rate of global warming that I believe should be enforced at the policy level in the context of Hong Kong.

4.1 Private cars

As a city with a population of 6,864,000, the total number of private car license issued in Hong Kong is 366000 (by August 2007), which gives to a ratio of around eighteen people owning one car. Yet for a city whose public transport system has been so well developed with buses, mini buses, the metro and the railway connecting almost all the places, the high ratio of private car ownership reveals more of the need for social status than that for transportation.

To reduce the number of cars on roads at one time, Hong Kong may follow other cities by introducing the odd/even license number driving on alternate day. Apart from this, I’d also suggest that the issue of global warming should be incorporated into the test for getting a driving license. Just as the drivers-to-be should be notified of the possible dangers on the road, they should also be aware of the emission of carbon dioxide and its effect on global warming whenever they drive. Although this may not stop people from buying cars, it may help to caution the drivers to drive less.

4.2 Land development

As land in Hong Kong has always been fully utilized to maximize all gross floor area, the highly condensed residential buildings have resulted in the screening effect, which blocks the flow of natural breezes and traps the heat. This leads to the increase in the consumption of energy (e.g., air-conditioning), and also brings down the living standard of those in the neighborhood who couldn’t afford to pay for a more costly electricity bill. As a result,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to restrict the minimal distance between buildings and the height of them. I’d further suggest the imposition of a certain ratio between gross floor area and greenbelt area. That is, for an additional amount increase in gross floor area, there should also be an increase in the area for plantation excluding the gross floor area, and green areas allotted to the rooftop or the verandas of the households are not counted. In this way, the maximization of gross floor area can be checked.

This regulation (with adjustments) should also be enforced to land development in the New Territories, avoiding deserted farmland from turning into construction sites.

4.3 Restrict emission of greenhouse gases from vehicle and power plant

Finally, the government should impose restrictions onto the emission of greenhouse gases from both vehicle and power plant, just like what has been done with the emissions of respirable suspended particulates and nitrogen dioxide. The government should also formulate a timetable stating the stages of reduction rate and actualize it.

5. Conclusion

I’m not unaware of the fact that the above suggestions at the policy level should sound like daydreaming to myself if there’s no political reform in Hong Kong in the light of democracy. But it could always be a two-way process. While a democratic political structure may allow the voices for the cause of environment preservation more easier to be heard in the government and put the activists in a better position to obtain resources for their cause, momentum gathered in the civil society for environmental moment may also accelerate the process of democracy, not only in the polity but within the civil society as well.

p.s. 漏掉了照明系統的能源節約一項。那個什麼幻彩詠香江和徹夜的廣告照明，都在把地球平白無故地燒掉；當然他們會告訴你，說那叫經濟效益。是的，的確沒錯，而這筆效益裏頭，卻從不會把環境、社會成本紀錄在案。讓那個叫地球的支付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