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神彩飛揚的一條街，那條甘太曾經告訴我一些印刷店的老闆就像魚一般能在街上閒然遊走、車子開進來都要慢駛的滿是人氣的小街，如今圍上市建的綠紗網，把活生生的人的點滴粗暴強硬地封閉窒息，其冰荒我甚至不會想起鬼域。
然而一整條街還在，其魂魄被幾位還在堅持的街坊盡數納於己身，即使他她們的空間被壓迫得只剩近皇后大道東的一角，他她們依然溫柔而堅定，身軀比起推土機雖微小，卻還是站在那裏，溫柔而堅定。利東街保衛家園的關注行動，從一開初算起來，其實至今已十年；May姐絕食至今，超過80小時。
在香港權高位重的人，不是很喜歡提什麼香港精神、核心價值，來肯定香港的成就嗎，那麼利東街這些街坊身上活現的，不就是最值得香港人驕傲的精神嗎？可是彷彿這個城市只寧假棄真，掌有權力的，都不要聽他她們聲音雖小卻從沒間斷的家園堅持。
媒體不報，就自己來吧。以下片段由影行者攝製，更多片段請到此。
也把一年多前採問的利東街故事，張貼於此︰
《整整一條利東街》
翻閱書籍，有關利東街的資料不多。1841年，英國人登陸香港島未幾，即在中西區展開首次填海工程，灣仔的海岸線亦從皇后大道東擴展至莊士敦道[1]。利東街就是位於這兩條街道之間填海所得的土地上。最久遠的記載，是這條街於1867年成為洋行N. Mody & Co.名下物業。及至1918年，利氏家族以
我於是進行實地考察。2006年的利東街，很靜，驀然割絕於周遭的喧鬧。沿街店舖都被封了，最奪目是一條條鐵鏈一把把銅鎖，還有，偌大的「此乃市區重建局物業」告示牌。整條街上的店舖與住戶幾乎全已遷離，晚上只有一戶人家的燈還亮著。面對人去樓空的這條街，我知道自己要去追尋記錄的，是一些被中斷了的故事。這條街曾見證過的人和事，都讓重建給劃上了句號。任何一個打算為這條街書寫歷史的人，都不可能迴避這個大句號；反過來說，紀錄的工作，也只能以此為思索起點。
街上沒有人。曾經在街上很耀眼地飄揚過的黃幡，不見了。只剩一條伶仃的紅布幔還在空中搖曳，上面寫著︰看，我們的利東街﹗
還有誰能比「我們」二字所指稱的主體，更有資格去敘述關於這條街的故事？於是，我就去尋訪集成「我們」的那些個體，去記錄他/她們的聲音，書寫他/她們與利東街一起走過的歷史。
(篇幅所限，此篇只記下五位街坊的口述史)
(一) 陳炎章─利東街店舖租戶
年逾七旬的陳炎章，從事印刷行業超過五十年，1983年開始在利東街經營印刷廠，直至2005年8月受重建影響，才把印刷生意結束。
既然利東街以印刷喜帖而廣為人知，我們的訪談自然就從利東街的行業講起。不過，利東街的故事，原來並非從印刷或喜帖開始。
「人們叫利東街做印刷街是後來的事，最初應叫裁縫街，街上有十多個裁縫。那時譚臣道、謝斐道是紅燈區，他們就是專給『阻街女郎』做廉價旗袍。後來六十年代尾黃業被掃，裁縫減少了，小型的印刷廠就搬進來。」
印刷牌照
陳炎章初中未畢業就從大陸來港，15歲投身印刷行業，從學徒做起；及至70年代，自己開印刷廠做老闆。不過當年開設印刷廠，殊不簡單。
「早期做印刷要拿印刷牌，印刷機全要登記，搬遷時，也要向警務處申請行街紙，管制很嚴，因怕你印假銀紙、假郵票。那時開印刷廠很困難，印刷牌很難申請，因為檯底要給很多錢。要印刷機的管制處、消防處、勞工處等各方面都同意了，警務處最後才發牌。每個部門都要給錢，給少了，他就說你不合規格。於是有些沒牌的個體戶，就向有牌的人租機位；一個舖位，分分鐘同時有四、五間印刷廠在經營。到1974年左右，這牌照才取消。」
幾經艱辛申請到牌照後，陳炎章就在柴灣開廠，專為當時發展蓬勃的原子粒收音機印製包裝盒。但70年代末整個收音機行業突然萎縮，令陳生負債累累，被迫結束印刷廠；後來幸得債主之一的紙廠老闆大力支持，才得以東山再起。但經此一役後，陳炎章轉做小規模的印刷生意，並於1983年把印刷廠從水石渠街搬到利東街。
互相依存的生機
但據陳生說來，在利東街最初的兩年，守業也是挺困難的，及後越來越多同行搬到利東街，生意也同時慢慢好轉。原來同行聚集的經營模式，與利東街印刷業、喜帖業得以發展起來有著密切關係。
「人家說同行如敵國，但從我們的經驗卻不是這樣。當我們有需要時，問行家借一些物料什麼的，從來沒有拒絕的。譬如下午五、六點接到很急的訂單，但沒有紙，紙行也已休息，就會去對面、隔壁，跟他們借紙，反過來也一樣，大家互相幫忙。有時機器有故障，切紙機壞了，就拿到別家去切，那是一種互相依賴的情況。有這樣的支援網絡，你才敢放心接生意，不怕趕不及出貨。這樣可以很靈活，大家都有生存空間。」
這種互相依賴的經營模式，明顯對小規模經營者來得特別重要。
「……和謙信(印刷公司)來往少些，因為他的廠好像是在柴灣的。利東街只是門市，老闆很少來，只有職員在。剛才說的借東西，他們就不需要借，也沒有可以借給你。」由此可見，對於資本較厚、規模較大的經營者來說，同行間的網絡可能無足輕重，但對於小本經營者，一個同行聚集、彼此支援的營商網絡，則是重要的生存條件。利東街喜帖、印刷業的成功，與這個互相依存、自然衍生的營商網絡，是難以分割的。
而同行之間在服務上的區分是彼此不會出現惡性競爭的另一原因。陳炎章就以高質素、高價格為自己定位。
「(印刷行)彼此的分別就是，有些重量不重質，有些較重質，會找專人設計。有些很短時間就能交貨，工作自然會草率些。我印得好，並不是我特別本事，而是我肯花時間，有瑕疵就扔掉重印，從沒遇過客人要退貨的。但有些行家不肯作這種犧牲，於是就有了差別，亦因此我有權開價貴些，整條街我收得最貴。他們(行家)對我特別有好感，因為只有他們搶我的生意，不會是我搶他們的生意。」
從印刷街到囍帖街︰又一種互相依存
到了80年代中期，隨著店舖的自然流失與補充，利東街的印刷業亦發生了一些變化，並演變成為香港人熟知、甚至海外聞名的，囍帖街。他們的顧客當中，不乏專程前來的海外人士，而香港旅遊發展局亦曾前往東南亞向當地人宣傳利東街。
「利東街先前多數是做柯式印刷的，有八、九間廠，後來加了幾次租，這些廠就少了一些，由另一種印刷行業補充，那就是印請帖。他們是做燙金的，和我們用油墨有些差別，但也算是印刷。到1985年左右就開始叫囍帖街。結婚要買帖的都會到利東街去看看，若在利東街都找不到合意的，就不用再到別處去找了。」
但其實柯式印刷與燙金行之間，又發展出另一種相互依存的營商關係。「我們印的東西，有些客人喜歡有金色字，我們就要找做燙金的替我們做；他們接到的工作，例如新郎新娘想把自己的相片印到請帖上，也就要找我們幫忙。所以我們和做燙金的都很談得來。」
或許正是建基於一種彼此依存而衍生的網絡，陳炎章覺得利東街街坊之間的和洽，在其他街區是少見的，而店戶之間互相串門子聊天更是日常生活的一部份。
「我每天上班，都是一路走一邊點頭打招呼才回到自己的店舖。有時生意上有挫折，憋了一肚子氣，到對面訴訴苦，就會覺得輕鬆了，可以繼續工作。」有時趕工，零晨兩、三點還在開機印刷，也從沒遭受投訴，陳生認為那是街坊對經營者的體諒。「在這條街，要發達就很困難，但若只求能過生活的話，可以很愜意，這就是可貴之處。」
重建之下，結束生意
可是隨著利東街的重建計劃，陳炎章認為的可貴之處以及多年來同行間衍生的經營網絡，現今已成過去。提起重建，只有無奈。
「落實要重建，我們也沒有辦法，因為要搬不容易，附近舖租很貴，而且又要門口能停車，又要夠地方擺機器……我們主要做門市、零碎生意，若上工廠大廈，我那些外國客人也明說了不可能跟我到那裏去，那就要重新找基本客戶，也就是工廠客戶，但香港工廠都搬到大陸去了……我本人來講，打擊還不算太大，我今年已七十二歲，也不可能再工作許多年。但對我來說，那是一種情意結，做了幾十年，對這行很留戀，(市建局)一收舖，就立刻斬斷了我的印刷生命。」
陳炎章的印刷公司，終於也在2006年8月結束營業。店舖門上留下了這四行字︰
慘澹經營廿五秋
守得雲開見日頭
忽來一紙逼遷令
多年心血付東流
(二) 李煜麟─騎樓底舖位租戶
李煜麟早年從大陸來港，就在灣仔落腳，學師當裁縫。1960年，他在利東街開設了自己的裁縫店。正如陳炎章憶述，利東街早期以裁縫行為住，帶李煜麟出身的師父，也是在利東街開店。
李煜麟的裁縫店，當時頗具規模，工場請了十幾個夥計；而他的客路亦很廣，各個階層的顧客都有。若就灣仔區內的顧客網絡而言，李煜麟主要的生意，來自兩類熟客。灣仔蓬勃一時的色情事業，原來也支撑了其他行業的營生。
「謝斐道，成條街都是撈女，媽媽生介紹我去做衫，她有三十個女，一季就要做八套新衫……灣仔是紅燈區，舞小姐、吧女、應招女郎什麼的，都有，做的衣服就更是各種都有……跟她們熟絡了之後才知道，原來不同的服式(外出應招)，有不同的價錢，長衫褸最貴，裇衫就便宜，其實是同一個人，但不同裝束，加件大褸，就貴些。」
另一類常客，則集中在灣仔街市一帶。
「還有是七姊會，是街市妹組成的，她們每年七姊誕前就來我處度身，做一套新衫，都是做企領、大襟的短裝。一年一度七姊誕，場面很熱鬧的。」
七十年代初反貪，連帶灣仔紅燈區的色情事業遭掃蕩，和區內的其他裁縫師傅一樣，李煜麟的生意也就受到很大影響。生意受挫的同時，他又遭逢股災，以致無法在原有舖位繼續經營。不過，街坊的網絡在這個時候發揮作用，助李煜麟度過難關。在八位利東街業主同意之下，李煜麟得以用另類形式代替租金，在原先舖頭對面的一個騎樓底舖，繼續其裁縫生意。
「騎樓底舖的那棟樓，一梯兩伙，有八個業主是我的客人，是他們支持我繼續在利東街做(不必付正式租金)，條件只是由我支付那棟樓的垃圾費、燈光照明，樓梯口裝鐵閘，兩三年就油一次灰水，另外，也順便做看更……我在利東街四十五年，沒跟人吵過架，最捨不得也就是這種人情味。」
李煜麟在街坊熟客的幫助下，得以繼續其營生，再一次突顯了在社區網絡的運作之內，小市民得以自行解決生活困難的互助力量。在利東街上，互助幫助與經營生計，往往緊密相連，就如前面陳炎章提及的同行間彼此依賴。這點即使在細枝末節上，亦可見一般，如街上的洗衣店，遇有衣服脫了線、掉了扣子的，就會找李煜麟幫忙縫補；這樣子，前者留住了客戶，後者則多了補貼。
當然，除了生意上的往來幫助，李煜麟與街坊之間在生活上也一樣彼此照應。
「有利東街街坊，一家三代人進醫院，都是我幫忙『執』的。喜事個個識辦，但喪事不一定會，那些程序不是人人都知道該怎麼做的。當時別人跟我說︰老李，你跑去替人辦事，但很多人等著找你做生意……我說生意隨時有得做，這些事不能等的。就算發生在新年期間，我也照去，沒什麼好怕的。」
因著利東街重建，李煜麟於2006年5月正式退休，結束逾半個世紀的裁縫生涯。
(三) 伍錦超(超哥)─利東街租戶
1957年，仍就讀小學的超哥搬進了利東街，一住四十八年，直至2005年9月因重建才搬離這條街。
交織於社區的童年記憶
1957年利東街第一次重建，由之前的四層木樓改建成六層高石屎樓。而超哥正是搬進了當時第一批建成的六層樓。「全個灣仔，除了六國飯店，我們那棟樓當時應該是最高的。接著整個六十年代，利東街的樓陸續改建成六層樓，形成現在的街道面貌。」
大廈天台，在超哥美好的童年回憶中，佔著重要位置。
「因為我們那棟樓高，很有利放風箏，當時放風箏是灣仔很熱門的遊戲。自製風箏，做玻璃線，小孩子簡直像是在發展自己的工業。熱鬧的時候，望上天空，有二、三十隻風箏在飛，大家互相比試、鬥『界』。當時那種氣氛，是我童年很深刻的印象。」製造風箏的一道道工序，從上山採竹到如何打碎啤酒樽以其粉末「蠟」線(令風箏線變得鋒利，不易被『界』斷)，超哥憶述起來仍是那般雀躍、那般認真。整條利東街後來連成一氣的共用天台，正是當年的孩子們製造心目中完美風箏的露天工場。
令超哥懷緬至今的童年往事，大多與灣仔的社區空間緊密連結在一起。除了天台放風箏，另一深刻記憶，是放學到附近的灣仔石礦場玩耍。
「現在伊館、鄧肇堅醫院、摩理臣山泳池的位置，以前是灣仔石礦場，開採完了，才有現在的建設。摩理臣山整座都是花崗岩石，打碎的石塊，大中小都有，堆成一座座石山，有差不多六層樓高﹗小孩子就喜歡去爬石山，比賽誰最快爬上頂，然後又從頂上滑下來。」提起這個刺激的遊戲場地，年屆六十的超哥像是又回到了當年。
這個位於社區內的石礦場，對小孩子來說除了是遊樂場，亦同時提供了書本外的生活知識。「每天都看見很多工人在開工，慢慢把石塊鑿成
放風箏、爬石山都是自己創造、不必花錢的遊戲，當時小孩子唯一需要花錢的，就是買零食。「小孩子最喜歡紅豆冰，刨冰。春園街、交加街一帶叫為食街，有刨冰、涼粉、薄餅等很多街邊小食，賣薄餅的最吸引是可以轉幸運輪，運氣好的話可以轉到三件餅。」
而買零食所需的錢，同樣是從周遭環境中去想辦法。寶雲道、堅尼地道山上除了提供製造風箏、豆槍的小竹，尚有別的資源讓小孩子能賺取一點零用。超哥就是到山上捉蟬及豹虎(金絲貓)，賣給有錢人家的小孩。」
街坊參與商戶的經濟活動
除了陳生提及同行之間彼此依賴的生存方式，原來街坊亦有份參與街上的經濟活動，建立另一層面的緊密闗係。
「洋服舖的年代，帶給街坊一些謀生的手作仔，例如釘紐門、挑西裝腳。後來轉做印刷，就外發給街坊摺信封，三邊封口，第四邊塗膠水，還有訂裝信紙。街坊都有份參與街上的經濟活動，士多就帶動打麻將，大家聯誼。」
雖然沒有在利東街經營生意，但由於是老街坊，超哥對街上行業的轉變及發展，亦所知甚詳。
「後來做洋服的很多遷移去尖沙咀，因為多遊客，空出來的舖，就由做印刷的來補充，他們都樂意租這條街的舖，因為運輸方便，送紙張等原料時，可以三、四家一起送，方便運輸。印刷行業，後來又轉為印帖。其中一家叫祥遠興，是最早在這裏做印刷的，他有生意頭腦，想到去婚姻註冊處，從結婚告示板上拿取新人的資料，寄信去宣傳印帖，就這樣發展起來。之前喜帖多數是酒樓印的，客人自己填寫名字，但他先知先覺，直接找新人，提供自己設計的喜帖，名字等是印出來，不再是手填。」喜帖生意形成後，其他相關的生意，如利是封、對聯、小禮物、水晶製品、過大禮的物品等，就自然聚攏來。
從流失、補充到轉型，利東街經歷了數次行業的更替，亦於過程中體現了它自然衍生的生命力。
嘆惜舊有社區網絡不再
不過，因為重建，超哥與一樣住在利東街數十年、能分享童年回憶的小學同學，終於都要各散東西。「有個去了北角，有個搬上聖佛蘭士街，有些去柴灣、筲箕灣，都有；重建最影響人就是這個。我始終對這點很不滿意，重建完全沒有顧及我們這些原住民的要求，很冷漠。我們希望社區能保持完整，特別是街坊鄰里之間的關係。大家都很熟絡，守望相助，譬如哪天早上在修頓見不到某個獨居的老人家晨運，就會去看望他，知道他應該是病了。我們也曾背過獨居長者去
所以作為區內居民組織H15關注組成員的超哥，一直強調希望能得到原區安置，保留原有社區網絡。但一直堅持到2005年9月，超哥最終搬走了，他說心情其實很沉重。
「當時樓上樓下都已搬走，沒有了街坊，建築物亦失修，到最後時，有種很悲涼很無奈的感覺。街上全是交叉封條、鐵鏈，警車巡邏。想到以前的和諧，我不斷問為什麼會遭受到這樣的待遇？」
搬遷之時，由於新居空間比以前小，超哥被迫放棄養了很多年的花和魚。至於生活質素是否如市建局所言，因重建而得到改善，超哥對此抱著很大的問號。
(四)陳惠興─利東街業主
在灣仔出生、長大的陳惠興，因著灣仔不同年代的重建，搬了無數次家，但從沒想過要搬離灣仔，因為整個家庭的網絡，都與這個社區密不可分。
「灣仔是我們從小到大熟悉的區域，阿媽在灣仔做生意，太太也一直是灣仔人，孩子的學校近她姨媽家，返學前、放學後，都是由姨媽看顧，我下班再到那兒接孩子。自己有網絡可以搞掂，不必靠政府、社工。而且社工是幫不了的，那種信任是不同的。」
一家十四口，同住一棟樓
1990年，由於先前居住的李節街重建，陳惠興搬到了利東街，而這次搬家，可說是家庭網絡的大匯合。當時利東街恰巧同一棟樓有三層單位出讓，於是陳惠興就連同媽媽，以及哥哥、姐姐，三個家庭總共十四人一同搬進利東街，形成現代都市同一屋簷下難得一見的大家庭。
「家姐住三樓，阿哥住五樓，我住六樓連天台，天台有僭建屋，阿媽獨立一個人住，前面的位置可以讓她種花，稱得上是空中花園。她白天在三角街做小生意，下午兩點多收檔，買完菜回到家，正好孫子孫女放學回來，她可以照看一下。住得近，能互相照應，但彼此又有獨立的空間，很方便。阿媽煲了湯，喊一聲就行，電話都不必打，而大家也不必換衣服，拖著拖鞋就上來喝湯。」
同住一棟樓的好處，也體現在管教子女之上。
「小孩子很奇怪的，有時父母管教他，他不一定聽，但舅父、姑媽教，會聽。而且表哥等就在樓下，功課有什麼不懂的，下樓就可以問。很多生活細節，只有住在同一棟樓，才能做到。」
但這個大家庭聚首了十五年後，終於因著重建又再分散居住。陳惠興坦言，陳媽媽很不捨得，現在每天由灣仔道回到大佛口，都要經過利東街看上一眼，因為她種的花兒竟還在開花。
由環境建構的鄰里關係
對於舊區那較緊密的鄰里關係，陳惠興認為那是特定環境「逼」出來的。最初搬到利東街，陳家和同樓街坊的關係並不是太融洽。但當大廈有問題發生、需要一起解決時，就成為改善關係的契機。
「幾年前收到信，說我們這棟樓的樓梯窗有危險，需要維修，那麼我們就逐家逐戶去跟街坊談，因為樓梯大家都有份。因為我們是做這一行(鐵器工程)的，知道該怎麼做，做好了就大家夾錢。經過這些事以後，後來街閘壞了，他們就索性叫我換了大家夾錢就行，慢慢就容易溝通了，有了信任。」同樣，請人替大廈住戶倒垃圾，也是陳惠興一家一戶去統籌聯絡，才辦成的。
「住舊樓，沒有立案法團，若大家不合作，最終苦的是自己。譬如年尾洗樓梯，總要大家約好，否則下面洗好了，上面再掃下來，就不行；環境逼著你要去和周圍溝通。收購登記之後，進出的人雜了，大家關係反而更密切了，只要聽到樓梯有不尋常的聲音，就會去看看隔壁是否出了什麼事。住新樓的話，有事找管理處就可以解決，基本上不需要和隔壁溝通。就是這樣，一個階層有一個階層的需要。」
灣仔本身就是一個「墟」
對於利東街發展成印刷喜帖的集中地，陳惠興認為這其實是灣仔區的特色，不同的行業自然會聚集在一起。
「適者生存的意思，是做生意的，自己會聚在一起。以前春園街、太原街基本上是賣五金、工具的地方，大王東街、石水渠街是賣鐵器材料的，聯發街就有賣磚仔、瓦仔的。太原街成為行人專用區後，因為不能上落貨，原本的電器行撤離，有人就開始做鐵皮玩具，慢慢成為玩具街，這些都是人們自然形成的。做生意的明白，聚才有生意，這是很傳統的方法。要有很多選擇，顧客才會到那兒去買。有時候是一個老闆有幾個舖位，他們可以令價格有差異，做不同的特價，吸引顧客。」
在灣仔出生、長大的陳惠興，更認為這個區本身就是香港島最大的一個「墟」，因為樣樣都集中。以他從事的鐵器工程為例，「五金、英泥等材料都集中在灣仔，修頓則每天早上都有工人在等開工，而貨車也是停在修頓外等客。在這裏買完材料，找輛車帶上夥計就可以去開工，至於交通，上哪兒去灣仔都是必經之路。灣仔是一個中心點，這就是灣仔的優勢。」若這種行業聚集的特色在重建過程中，逐漸為大型商場所取替，他認為那其實是把舊有優勢完全去掉，對灣仔並沒好處。
2003年，當利東街落實要進行收購重建時，陳惠興就與其他街坊組成H15關注組，向市建區爭取自己應有的權益。他同樣認為，那是環境「逼」出來的。「要維護自己的權益，始終要做些事，反正自己是要做的，那不如就多做一點，也可以幫到其他不知所措的街坊。有重建這件事之後，和街坊反而更熟絡了，以前最多是碰面打個招呼聊聊天，現在卻目標一致，那種溝通跟以前很不同。」
(五)甘霍麗貞─利東街居民組織成員
甘霍麗貞，街坊都稱她為甘太，從父親開舖經營鐵器工程到她接手生意，在灣仔區內營商已有27年，整個家庭、生計、鄰里的網絡，都深深紮根在這個社區。甘太在與利東街毗連的廈門街經營生意亦已有十多年，和許多其他街坊一樣，生活的種種細節，都與利東街扣連。家中辦喜事，買帖買對聯等固然會在利東街，但其他日常生活所需，這條街一樣能照顧到︰洗衣乾衣就到巧華，剪髮是華龍、櫻花，吃粥麵就五龍，偶而要買麻雀檯，街口有徐生徐太經營數十年的麻雀店。
而利東街的重建計劃，則將甘太與利東街的街坊更密切地連結起來，從過往建基於日常生活的街坊關係，進一步發展成爭取合理權益的社區力量，共同寫下利東街歷史重要的一頁。
利東街重建的背景
利東街屬於編號H15的重建項目，涉及利東街、廈門街、春園街、太原街、麥加力歌街、交加街、皇后大道東和莊士敦道共八條街道。但其中只有利東街是整整一條街都被納入重建範圍。
H15的重建計劃，早在1997年10月就由當時的土地發展公司公布，但由於同一時期剛成立的特區政府銳意對土發公司進行架構重整，連同H15在內的二十五個重建項目就緩了下來。直至取替土發公司的市區重建局於2001年成立，各區的重建項目又再舊事重提。
從土發公司首次宣布重建開始，甘太就已參與由各重建區居民組成的核心小組，去了解土發公司及其後市建局的各項細則。兩個架構，在權力上，有明顯分別。
「以前土發，要收回九成業權，才能引用『土地收回條例』，亦因此土發有些項目拖得時間長一些，所以政府要成立一個新的架構，賦予它權力，在公布項目之後的一年內，無論收到多少業權，都可以向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申請，由行政會議聯同特首，去批出『土地收回條例』。有這個權，當然也就有義務，它希望能改善到區內居民的生活質素。」
的確，市建局的《市區重建策略》清楚提出了「以人為本」的工作方針，以改善市區居民的生活質素為目的，並定下同區七年樓齡賠償標準。
居民自發成立H15關注組
2003年10月，重建終於落實到以利東街為核心的H15項目，市建局為居民登記資料，並進行戶口凍結。當時利東街一帶的居民，都感到很徬徨。從之前其他重建區的經驗所見，由於二手樓盤供應有限及賠償金額不足以在原區置業，受影響居民大多不能在原區繼續居住。H15關注組就是在這個背景底下，由居民自發組成。H15關注組，一如前面提到的喜帖、印刷行業之間的互相依存，一如街坊之間在生活上的守望相助，同樣是居民在困難當前之下自救、自助的一種回應。只不過，這次要力挽的，正是喜帖、印刷行業賴以發展、居民賴以生活的網絡。
「六百多個業權，約有一千戶人，一下子這麼多人要找地方，會是很大的問題。那時我們就正式成立H15關注組，當時主要是集中發放消息，告訴大家幾時開居民會、幾時開發布會，亦透過居民會了解居民的憂慮。歸納出的問題是，大家很擔心找不到地方住。」
2004年1月，居民收到市建局的收購建議書，先前的擔心化為事實。
「街坊收到之後，到地產那邊去了解，看能否買回同區同樣實用面積的七年樓，但原來不行。根據那筆錢，你不能在灣仔買回七年樓齡的樓。我們即時就開了居民會，大家把收購建議書拿出來一比較，發現即使同一棟樓，樓上樓下的收購價也可以有很大差別，老人家就很擔心，不知道該怎麼辦。那差別在於他(市建局)界定你是業主自住或非業主自住。若家庭成員中有人在別處另有居所，就會被界定為非唯一居所，那麼自置居所津貼就會減半。」
由居民自發組成的關注組，在這個時刻，就發揮了互助精神，起了穩定人心的作用。
「收購書講明，若你不同意，要在某時限內提交反對，當時有些老人家不知怎算。我們就在利東街中間，借一個樓梯底，放一張桌子，由關注組的成員輪流當值，等街坊把文件拿來，幫他們填，提出反對。這雖然說不上是什麼重大工作，但當時對於穩定街坊的恐懼，有一定作用。」
六百多個業權，最後提交了超過二百份反對書，當中有大部份是在關注組的協助下完成的。只有在一個由街坊主導的社區空間、一個經由時間凝煉的社區網絡(從前面陳生、超哥、陳惠興的敘述可見一般)，這種由居民自發的組織行動才能有效及順暢地進行。H15關注組及後一連串爭取舖換舖、樓換樓的行動，與自行提出規劃方案，亦一定程度是在這社區網絡的基礎上，發展出來的。
然而，雖然《市區重建策略》其中一項目標為保存居民社區網絡，但在整個收購行動中，市建局並沒提出任何方案去落實這個目標。
「我們(關注組)的大本營，在其中一家喜帖舖的工場。開會，寫banner，日常工作，有事沒事，每天都會去那裏聚一聚。很難得聚到這麼多人做這一行(喜帖)的，打散了，很可惜，整整一條利東街，我們當時想的就是能保護這個行業。最初還沒有很清晰的構思，想保留成條街，而是想將整條街搬去船街，因為船街也是市建項目之一，當時船街已全部業權收回，有待招標重建。我們就去跟市建局說，船街也是你的，我們這兒(利東街)有本土經濟特色，最好能繼續凝聚，不如將整條街搬過去。」
但市建局以複雜、困難為由，拒絕了。
首次由居民提出規劃方案
在向市建局爭取合理權益的過程中，原區居民理應有份參與重建、保存原有社區網絡的想法越見清晰、強烈了。
「我們利東街又不是又破又爛，這麼有特色的一條街道，我們又在這兒生活了這麼長時間，既然他那邊(船街)不答應，那我們是否可以留在這裏？是這樣有了這個想法。過往做重建，就是收購，然後拆掉再起新的建築。但我們有不少街坊是大廈落成時就住到現在，會覺得香港現在很少地方還有這樣的，那麼是否可以有另一種模式做重建？」
關注組於是參考廣州、上海、日本、新加坡等地的重建模式，搜集這方面的資料，在社工的協力下，一個由居民構思的重建方案，誕生了。
「這個方案是把利東街現有的兩邊舊樓保留。但我們不是專業人士，專業上、技術上不懂，社工朋友知道我們有這樣的想法後，就找人提供一些技術上的意見，專業人士就他的專業範疇提供意見，例如建築條例，規劃要注意的事，甚至保育等。我們開了無數次工作坊，包括和居民開，問他們想利東街怎樣？有什麼需要？……這樣做，是希望不願搬走的街坊，不必左搬右搬。」
但保留舊樓並不必然與發展相違，根據方案，兩邊舊樓的地積比率會轉移至街道首尾的位置，興建新樓。
「重修與起新樓等工程完成後，居民可以選擇住唐樓或新樓……我們最主要的理念是，尊重不同街坊的選擇，對自己住的社區有發聲機會，這是參與的重要性。所以方案另一樣重點是，一個公平的賠償，街坊必須真正得到七年樓齡的賠償。」
2004年暑假，這個方案的企劃書，交到了市建局。但市建局回覆謂整個構思太複雜，重申現金賠償是最靈活的方案。
「既然政府要成立一個新的組織(市建局)去改善居民生活質素，但生活質素不一定是講錢的，可能是有一個家，有些街坊可能住哪兒也沒所謂，我們當然尊重，但有些老街坊，在這裏的生活就已是他的一切，你給他錢，但他不能留在原先生活的地方，這並不等於是改善了生活質素。」
因此，在希望保存現有社區網絡的前提下，關注組決定把本來簡單的企劃書變成正式文件，2005年2月自行向城規會遞交利東街規劃申請，開創本港規劃史上首次由受重建影響的居民自發提出規劃方案的先例。
根據這個由居民提出構想、專業人士予以實踐的方案，利東街中段兩邊的唐樓，將予保留，而新發展則集中於街道首尾兩端；由於整體形似啞鈴，故這個方案亦稱「啞鈴方案」。為符合現行建築條例，舊樓頂兩層會拆掉，並在天台進行綠化。由於各大廈相連，天台是通的，新的規劃就在後巷的首尾、中間加建可直達天台的電梯，因為對長者而言，下樓梯總比上樓梯要輕鬆。這些構想真正體現了「以人為本」的規劃本針。
2005年3月，城規會進行審議，否決了關注組的申請，理由包括城規委員對計劃的可行性、舊建築與新樓如何可以融合一致等問題存疑，此外亦因交通和環境評估報告欠奉。
不過關注組並沒就此放棄，同年7月他/她們提出復檢。為符合技術報告的要求，關注組籌措了十多萬，委托顧問公司做樹木、交通、環境等評估報告。
可是復檢會的結果，同樣是否決了居民的申請。這次是理由是︰交通、環境評估，未臻完善，並依然對計劃之落實存疑。
2005年9月，H15關注組決定向城市規劃上訴委員會遞交上訴申請。聆訊期排到2006年11月。
2005年11月，土地收回條例生效，H15的地權，正式復歸政府。
「並非人人都能承受這麼大的壓力，當你回到家裏，一家眾口，搵食的要搵食，又不知面前的路該怎樣走的時候，是很困難的。有些街坊承受不了，長痛不如短痛，就簽了收購協議書，很多街坊就陸續搬離。」
就這樣，在2005年底，利東街告別了先前的熱鬧，變成我在此篇開首描繪的模樣。而期間，那被城規會質疑其可行性的「啞鈴方案」，則獲得了規劃師學會2005年度銀獎。
後記
H15業權復歸政府一年，甘太─留守至最後的商戶，也終會於2006年底搬離經營了十多年生意的廈門街。
「重建的『問題』似乎是解決了，但受重建影響的人的問題卻不是。」對於最終要出售業權但卻前路茫然，甘太說，只有「無奈」二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