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藍天成為豪宅房內的牆紙天花

續前篇關於精神力量的求索。

八十年代打後的二十幾年裏，香港的文化養份中有確認過什麼嗎？

我想不起。

思想的先鋒，都在懼怕著成為權威，寧拆解毋建立。求其過骨、謝絕深奧、踐踏尊嚴，正好搭一趟便車。

我又想起，日本有大江建三郎，寫兩本以孩子為對象的《孩子為什麼要上學去》、《給新新人類》，理直氣壯，什麼是對什麼是錯。

推倒舊有道德之後的，應該是取捨重組一種新的道德，而不是一股腦兒把什麼都廢了。人類尚未進化到這個地步。若確認一種基本的道德與是非，會讓「吃人的禮教」有借屍還魂之機可剩，那麼，消解一切下的各種混水摸魚、假自由之命，是否比前者更易釐清？

還是，我們根本沒有信心可以把事情講得清楚，一條一條線頭拆開來？

什麼都不相信之後，我們變得多精明；他人身上的情感是陷阱，自己身上的感情是餌。看看報紙頭條、讀讀網上言論，一種涼意往內滲。我們的城市，以更多的規條來回應情感的貧瘠。到處都可見︰你死你事。你窮你賤。活該。

六、七十年代，流行文化有黑玫瑰。九十年代，黑玫瑰成了調侃對象。

嗯……嗯……我們……有……俠侶北北嬋。